辽宁省六校协作体2017届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 命题人:刘日善 校对人:朱学霞 考生注意:本试题分第Ⅰ卷(阅读题)和第Ⅱ卷(表达题)两部分,所有试题均 为必考题。共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第Ⅰ卷阅读题 、现代文阅读(一)(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 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 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 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 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 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 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 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 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 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 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 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 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 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 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 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 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 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 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 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 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 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硏核异冋,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髙度赞扬,与僧肇 起被称为“第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 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 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 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 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 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辽宁省六校协作体 2017 届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 命题人:刘日善 校对人:朱学霞 考生注意:本试题分第Ⅰ卷（阅读题）和第Ⅱ卷（表达题）两部分，所有试题均 为必考题。共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第Ⅰ卷 阅读题 一、现代文阅读（一）(9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 2 世纪到 7 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 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 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 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 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 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 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 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 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 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 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 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 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 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 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 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 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 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 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 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 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 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 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 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 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 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 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 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