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5 但变中亦有不变在焉,虽云“四十而不惑”,五十亦未必知天 命,但此耿耿一念却不是可以变来变去的!我并不善作愤世嫉 俗之态,却也不是随波逐流之人。我想任何一种主流之潮即便 它是合理的,也不能“一元化”,因为一元化便是万恶之渊。既 然如此,我甘居“非主流”——80年代如此,90年代亦然 也是安之若素的。 出于耿耿一念,我的治学兴趣常有转移,本书所收之文便 在经济社会史的大框架下触及了古今中外。时有友人劝我“由 博返约”。我固不敢称博,也知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不 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但我不能以良知臣服于头脑。在 农民学丛书·序》中我曾说:“当今学界,有人力我空疏之弊而 大倡微观分析,有人深恶短钉之学而力主宏观概括。其实两千 年来的传统学术一直是‘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轮流称大, 其流弊不在于它太微观还是太宏观,而在于它缺乏形式化的科 学思维,因而难以在宏观——微观——宏观或抽象—一具 体—一柚象的认识循坏中建立实证(或证伪)机制以推动学科 的发展。”我今天要补充的是:空疏之学与短钉之学我所皆不愿 为者,还因为它们都缺乏一种本真的价值关怀,因而难以在问 题——主义——问题的认识循环中培育人文精神以推动社会与 学术的良性互动。而呈献给读者的这些作品是否避免了空疏化 与短圢化,就有待识者批评了。 最后要深深感谢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与广东教育出版社 的金炳亮副社长,没有他们的鞭策与鼓励,本书不可能问世。 经济史学界前辈汪敬虞先生在与我尚未相识之时于《中国经济 史研究〉创刊十周年之际对我在该刊发表的五篇文章作了评价。 蒙汪老惠允移为本书之代序,在此亦谨致谢忱。正如汪老所言, 我的“贡献”受惠于“编者”和其他师友同仁之玉成,包括本 书的编者在内,而我的疏误则是我负其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