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地不同,都是基于“男人之性与女人之性的永恒对照2.换言之,女人之性总是通过与男人的对照和联系来界定的。十九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一次浪潮女权主义者所理解的性的概念也不例外:无论她们呼唤“纯洁ˆ并反对一切使女人堕落到男人 地步的性行为,还是主张妇女们自由表达性的自然功能和“精神"特征,性所指的都是异性间的交媾,而且主要指插入式的 只有在当代女权运动中才出现了妇女不同的或独立的性的概念以及不和男人相关的性身份。即便如此,布兰德评论道,“要把性 行为就是插入行为的观念赶出性舞台的中心仍然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一项任务”(第67页) “男”“女对立曾经而且依然是几乎所有对性之再表现的中心主题。在人们的常识里,男人和女人在性方面的特征是不一样的: 男人的性特征被理解为积极的、主动的、集中在生殖器上面的、容易被“实物"和“象所唤起的;而女人的性特征则是从与男 人性特征的关系的角度加以考虑的,基本上被认为是对男人的一种表示和反应。(第57页) 这正是损害福柯以及其它虽然激进但却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当代理论的矛盾现象。为了反抗产生性与性别压迫的社会机制,这些 理论(以及它们相应的政治策略)往往要否认社会性别。然而否认社会性别首先也就是要否认构成并使妇女的性别压迫合法化 的社会关系;其次,否认社会性别也就是要继续留在意识形态之网内,“而这种意识形态显然——假如不是有意的话,也决不 是偶然地—自我服务于男性主体。 《改变主体》的作者们在这一集体之作中探讨话语理论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对后结构主义和解构理论的基本前提既有批判也有 接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们自己的理论假设。[23譬如,他们接受“后结构主义对一元主体的替代和对一元主体的被建构而 非建构特性的展示”(第204页),但是他们认为对资产阶级个人这一统一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的解构不足以准确理解主体 意识。文蒂豪威( Wendy Hollway)的社会性别差异和主体意识的产生”一章特别提出,构成社会性别差异之内容的是按照性别 而区分的意义和男女在话语中的不同位置。因此,既然所有关于性的话语都是按照社会性别来区分的并因此是多元的(在每一 特定例子或历史时刻都至少是二元的),一样的(异性间的)性实践很可能对于男人和女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用来释读 它们的话语是不一样的”(第237页) 豪威的文章旨在将异性关系作为再生产社会性别差异的主要场所”(第228页)来研究,其根基是对经验材料(源自人们对 自己异性关系的叙述)的分析。她的理论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社会性别差异方能对诸种变化现象作出解释?” 如果我们不问这个问题,那么由生理模式转入话语理论来研究社会性别差异就不能算是一个进步。如果话语的概念仅仅是对意 识形态概念的替代,那么我们只能在两种可能性间择其一。要么认为话语机械地重复自身,要么认为意识形态的变化来自物质 条件的改变-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倾向于此。按照如此应用的话语理论,人们是其存在之外的某些思想体系的受害者。话 语决定论遇到了所有社会决定论都具有的典型问题一关于能动性的老问题。(第237页) 在豪威看来,福柯理论的缺陷在于他对话语中历史变化的阐述。“他强调权力和知识的相互构成关系:二者相互建构以产生一个 特定时期的真理体系。”福柯没有将权力与压迫等同,而是认为权力产生意义、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和实践惯例,但本质上却 既非积极的也非消极的。然而,豪威认为,“他依然没有阐明人们是如何由于某些而非其它知识体系的通行而被建构的”(第237 页)。豪威对福柯的权力概念进行重整重分,提出权力是个人采取话语立场的动力(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或理性的行为)。如果 在任何一个时候,有几种相互竞争、甚至相互矛盾的、关于性的话语——而非仅只一个含盖一切的或一统不变的意识形态 那么驱使一个人采取一个而非另一个话语立场的就是一种精神投入" Investment,该词是对弗洛伊德所用的德语词 besetzung的翻 译,在英语中译为 cathexis(有全神贯注”,“精神投入”,“精神或性欲集中发泄ˆ等含义--译者注)],一种对于那-一立场所预示 (不一定真正提供)的相对权力(满足、报偿、利益)的介于情感投入和对既得利益关注之间的东西。 豪威试图重新思考权力概念,以便使人们能够看到主体的能动性(而非选择权),尤其是那些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压迫的受 害者”或被权力-知识的话语垄断所剥夺了权力的主体的能动性。这是一种有趣的尝试。它不仅能够解释为什么从历史上看妇女 们(一种社会性别的人们)在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实践及身份体系(独身制、一夫一妻制、非一夫一妻制、性冷淡、性角色扮 演、女同性恋、异性恋、女权主义、反女权主义、后女权主义等等)中进行了不同的投入,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而且,豪威认 为,它也能够解释“社会差异的其它主要方面,譬如阶级、种族和年龄,与社会性别相互交叉来支持或冷落某些立场观点”(第 239页)这样一个事实。不过,豪威的结论,即每一种关系,每一种实践,都既是一个再生产的场所,也是一个潜在变化的场 所”,没有提到社会性别关系变化的可能性如果这是意识上和社会现实中的变化—与话语霸权之间的关系 意识上的变化如何影响或引起主导话语的变化?或者,换言之,谁的投入产生更大的相对权力?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说某些话 语和实践虽然处于体制的边缘但却具有分裂和对抗的特性(譬如,妇女影院和健康团体、妇女研究和美囯黑人研究对文学经典 目录和大学课表的修正、正在形成过程的殖民话语批判),并且的确能够将新的知识对象和模式植播ˆ到一个个的主体中间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这些对抗性的话语或逆实践[克莱尔约翰斯敦( Claire johnston)将七十年代初的妇女影院称作“逆影院"能 够转变成主导性的或霸权性的呢?如果能够的话,这一转变如何进行?或者,也许它们不需要变为主导性的话语就能够引起社 会关系的变化?如果不需要的话,社会性别的社会关系关系如何得到改变?将这些问题合而为一就是:如果像豪威所写的那 样,社会性别的差异……是在一对对异性伴侣间的日常交往中通过否认主体意识的非一元、非理性的关联特征而再生的”(第 252页),那么如何才能说服妇女采取其它的立场,将精神投入能够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的其它权力源泉,既然她们已经因为目前 的地位立场(异性伴侣内的女伴身份)为作为女人的她们提供了一定的相对权力而采取了它? 我同意豪威的大部分论点,也欣赏她在我们大多数人中间重新分布权力的尝试;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要在理论上将目前社会 关系之受害者的相对权力看成是积极的,这需要更激进猛烈的赌注,而那似乎不是豪威所愿意付出的。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 豪威所研究的投入情形是由一个异性性契约而维护和联结的;也就是说她的研究对象正是社会性别之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之 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再生的场所。这一场所内的任何变化,无论是如何发生的,都有可能是“社会性别差昇”方面的改 变,而不是社会性别之社会关系方面的改变-简单地说,不是朝着女人多多少少地“平等于男人的方向的改变。 这里的问题显然是性别差异的观念问题,是这一观念的保守力量跟制和反对重新思考其再表现的问题。要重新设想社会性别 (男人和女人)并用不同于男权契约所规定的方式来重新建构这一概念,我们必须走出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性别和性的性质 皆需通过男性性话语——或者,用露丝‘伊里格拉邑( Luce irigaray)的话来说就是同性性话语( discourse of hom(m) sexuality) 而再生的参照系。本文希望对这一出行的初试步骤勾画一个草图。 通过在另一参照系里采取立场,莫尼葛韦提格( Monique Wittig)强调话语对人的"暴力”;这种暴力尽管来自抽象的、科学的以 及大众媒介的话语,但却实实在在地作用于身体 如果现代理论体系和社会科学话语对我们施权,那是因为这一话语通过与我们接触密切的概念而起作用 些概念,如同原 始概念那样,通过将我称之为正规思想[参阅克劳德·利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 straus)的《野蛮思想》j的各种学科、理论、 和现行观点集结在一起来起作用。这些概念涉及“女人、“男人”、性”、“差异”以及一系列带有此种印记的概念,包括历史” “文化”和真实”等。尽管近年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没有所谓的自然,一切都是文化,然而在这一文化内仍有一个拒绝受检查的 自然的核心,一种在分析过程中被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的关系一这种关系的特点是它的不可逃避性,无论在文化中还是自然 里。这种关系就是异性关系。我要将这种关系称为男人”与女人间的义务性社会关系。[241多么地不同，都是基于“男人之性与女人之性的永恒对照”[22]。换言之，女人之性总是通过与男人的对照和联系来界定的。十九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一次浪潮女权主义者所理解的性的概念也不例外：无论她们呼唤“纯洁”并反对一切使女人堕落到男人的 地步的性行为，还是主张妇女们自由表达性的“自然”功能和“精神”特征，性所指的都是异性间的交媾，而且主要指插入式的。 只有在当代女权运动中才出现了妇女不同的或独立的性的概念以及不和男人相关的性身份。即便如此，布兰德评论道，“要把性 行为就是插入行为的观念赶出性舞台的中心仍然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一项任务”（第６７页）。 “男”-“女”对立曾经而且依然是几乎所有对性之再表现的中心主题。在人们的常识里，男人和女人在性方面的特征是不一样的： 男人的性特征被理解为积极的、主动的、集中在生殖器上面的、容易被“实物”和“幻象”所唤起的；而女人的性特征则是从与男 人性特征的关系的角度加以考虑的，基本上被认为是对男人的一种表示和反应。 （第５７页） 这正是损害福柯以及其它虽然激进但却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当代理论的矛盾现象。为了反抗产生性与性别压迫的社会机制，这些 理论（以及它们相应的政治策略）往往要否认社会性别。然而否认社会性别首先也就是要否认构成并使妇女的性别压迫合法化 的社会关系；其次，否认社会性别也就是要继续“留在意识形态之网内，”而这种意识形态显然——假如不是有意的话，也决不 是偶然地——自我服务于男性主体。 《改变主体》的作者们在这一集体之作中探讨话语理论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对后结构主义和解构理论的基本前提既有批判也有 接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们自己的理论假设。[23] 譬如，他们接受“后结构主义对一元主体的替代和对一元主体的被建构而 非建构特性的展示”（第204页），但是他们认为对资产阶级个人这一统一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的解构不足以准确理解主体 意识。文蒂•豪威 (Wendy Hollway) 的“社会性别差异和主体意识的产生”一章特别提出，构成社会性别差异之内容的是按照性别 而区分的意义和男女在话语中的不同位置。因此，既然所有关于性的话语都是按照社会性别来区分的并因此是多元的（在每一 特定例子或历史时刻都至少是二元的），一样的（异性间的）性实践很可能“对于男人和女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用来释读 它们的话语是不一样的”（第237页）。 豪威的文章旨在将异性关系作为“再-生产社会性别差异的主要场所”（第228页）来研究，其根基是对经验材料（源自人们对 自己异性关系的叙述）的分析。她的理论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社会性别差异方能对诸种变化现象作出解释？” 如果我们不问这个问题，那么由生理模式转入话语理论来研究社会性别差异就不能算是一个进步。如果话语的概念仅仅是对意 识形态概念的替代，那么我们只能在两种可能性间择其一。要么认为话语机械地重复自身，要么认为意识形态的变化来自物质 条件的改变----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倾向于此。按照如此应用的话语理论，人们是其存在之外的某些思想体系的受害者。话 语决定论遇到了所有社会决定论都具有的典型问题—关于能动性的老问题。（第237页） 在豪威看来，福柯理论的缺陷在于他对话语中历史变化的阐述。“他强调权力和知识的相互构成关系：二者相互建构以产生一个 特定时期的真理体系。” 福柯没有将权力与压迫等同，而是认为权力产生意义、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和实践惯例，但本质上却 既非积极的也非消极的。然而，豪威认为，“他依然没有阐明人们是如何由于某些而非其它知识体系的通行而被建构的”（第237 页）。豪威对福柯的权力概念进行重整重分，提出权力是个人采取话语立场的动力（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或理性的行为）。如果 在任何一个时候，有几种相互竞争、甚至相互矛盾的、关于性的话语——而非仅只一个含盖一切的或一统不变的意识形态—— 那么驱使一个人采取一个而非另一个话语立场的就是一种“精神投入”[investment, 该词是对弗洛伊德所用的德语词Besetzung的翻 译，在英语中译为cathexis（有“全神贯注”，“精神投入”，“精神或性欲集中发泄”等含义----译者注）]，一种对于那一立场所预示 （不一定真正提供）的相对权力（满足、报偿、利益）的介于情感投入和对既得利益关注之间的东西。 豪威试图重新思考权力概念，以便使人们能够看到主体的能动性（而非选择权），尤其是那些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压迫的“受 害者”或被权力-知识的话语垄断所剥夺了权力的主体的能动性。这是一种有趣的尝试。它不仅能够解释为什么从历史上看妇女 们（一种社会性别的人们）在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实践及身份体系（独身制、一夫一妻制、非一夫一妻制、性冷淡、性角色扮 演、女同性恋、异性恋、女权主义、反女权主义、后女权主义等等）中进行了不同的投入，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而且，豪威认 为，它也能够解释“社会差异的其它主要方面，譬如阶级、种族和年龄，与社会性别相互交叉来支持或冷落某些立场观点”（第 239页）这样一个事实。不过，豪威的结论，即“每一种关系，每一种实践，都既是一个再生产的场所，也是一个潜在变化的场 所”，没有提到社会性别关系变化的可能性——如果这是意识上和社会现实中的变化——与话语霸权之间的关系。 意识上的变化如何影响或引起主导话语的变化？或者，换言之，谁的投入产生更大的相对权力？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说某些话 语和实践虽然处于体制的边缘但却具有分裂和对抗的特性（譬如，妇女影院和健康团体、妇女研究和美国黑人研究对文学经典 目录和大学课表的修正、正在形成过程的殖民话语批判），并且的确能够将新的知识对象和模式“植播”到一个个的主体中间，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这些对抗性的话语或逆实践[克莱尔•约翰斯敦（Claire Johnston）将七十年代初的妇女影院称作“逆-影院”]能 够转变成主导性的或霸权性的呢？如果能够的话，这一转变如何进行？或者，也许它们不需要变为主导性的话语就能够引起社 会关系的变化？如果不需要的话，社会性别的社会关系关系如何得到改变？将这些问题合而为一就是：如果像豪威所写的那 样，社会性别的差异……是在一对对异性伴侣间的日常交往中通过否认主体意识的非一元、非理性的关联特征而再生的”（第 252页），那么如何才能说服妇女采取其它的立场，将精神投入能够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的其它权力源泉，既然她们已经因为目前 的地位立场（异性伴侣内的女伴身份）为作为女人的她们提供了一定的相对权力而采取了它？ 我同意豪威的大部分论点，也欣赏她在我们大多数人中间重新分布权力的尝试；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要在理论上将目前社会 关系之受害者的相对权力看成是积极的，这需要更激进猛烈的赌注，而那似乎不是豪威所愿意付出的。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 豪威所研究的投入情形是由一个异性性契约而维护和联结的；也就是说她的研究对象正是社会性别之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之 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再生的场所。这一场所内的任何变化，无论是如何发生的，都有可能是“社会性别差异” 方面的改 变，而不是社会性别之社会关系方面的改变----简单地说，不是朝着女人多多少少地“平等于男人”的方向的改变。 这里的问题显然是性别差异的观念问题，是这一观念的保守力量限制和反对重新思考其再表现的问题。要重新设想社会性别 （男人和女人）并用不同于男权契约所规定的方式来重新建构这一概念，我们必须走出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性别和性的性质 皆需通过男性性话语——或者，用露丝•伊里格拉邑（Luce Irigaray）的话来说就是同性性话语（discourse of hom(m)osexuality） ——而再生的参照系。本文希望对这一出行的初试步骤勾画一个草图。 通过在另一参照系里采取立场，莫尼葛•韦提格（Monique Wittig）强调话语对人的“暴力”；这种暴力尽管来自抽象的、科学的以 及大众媒介的话语，但却实实在在地作用于身体。 如果现代理论体系和社会科学话语对我们施权，那是因为这一话语通过与我们接触密切的概念而起作用 …… 这些概念，如同原 始概念那样，通过将我称之为正规思想[参阅克劳德•利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的《野蛮思想》]的各种学科、理论、 和现行观点集结在一起来起作用。这些概念涉及“女人 、“男人” 、“性” 、“差异”以及一系列带有此种印记的概念，包括“历史” 、“文化”和“真实” 等。 尽管近年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没有所谓的自然，一切都是文化，然而在这一文化内仍有一个拒绝受检查的 自然的核心，一种在分析过程中被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它的不可逃避性，无论在文化中还是自然 里。这种关系就是异性关系。我要将这种关系称为“男人”与“女人”间的义务性社会关系。[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