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建设。在实现粗国统一这个任务中，除了台湾问题以外，就是收回香港和澳门。由于 香港新界地区的租约到1997年6月30日便届满，到时，英国继续管制新界的“法律根据 也将不复存在，英国便没有理由再者不走。而新界的面积占整个香港地区的92%，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已经同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部地区密不可分。因此，“九七”问题并不是一个 新界问题，而是整个香港地区的问题。对这一点，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彼此都是 心知肚明的。 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香港问题的解决已逐渐无可回避，追在眉睫。如前所述，通 过和平谈判，收回香港，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方针。正是基于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同 志高瞻远瞩，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一构想最初是为解决台问愿而 提出的。但是由于“九七”的临近，便首先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加以运用。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向新华社记者 发表谈话，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又称“九条 方针”)。这九条方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 一大业：互通音讯，开展贸易，增进了解，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视、旅游以及 开展学术、文化、体有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 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 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国外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等。这九条方针，已明 确指出了在台湾回归后，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台湾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至此，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轮廓已清晰可见。 198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国朋友时指出：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 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 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 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 同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粤闽工作座谈会上谈到香港工作时说：“现在我们 除了实行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外，还要在不远的将来，用另一种方式，即一个国家允许 两种制度的方式，去解决统一台湾和收复香港、澳门主权的问愿。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方针，使之具体化、法律化，符合香港的历史 和现实情况，并有利于香港未来的繁荣和稳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有国务院港澳办 公室成员（其中包括现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和新华社香港分社成员参加的调 查小组，多次赴港，深人各个阶层进行调查研究，后来拟订了中国政府1997年之后对香港 的基本方针政策。（即后来的十二条”政策）。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 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在祖国统一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 至此，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来解决香港回归问愿便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事实证明，“一国两制”保证了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也保证了香港、澳门继续保持紧 荣稳定，同时它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模式。“一国两制”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统一的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资料来源：王寅城著.香港的回归.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2 现代化建设。在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任务中，除了台湾问题以外，就是收回香港和澳门。由于 香港新界地区的租约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便届满，到时，英国继续管制新界的“法律根据” 也将不复存在，英国便没有理由再赖着不走。而新界的面积占整个香港地区的 92%，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已经同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部地区密不可分。因此，“九七”问题并不是一个 新界问题，而是整个香港地区的问题。对这一点，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彼此都是 心知肚明的。 随着 1997 年的日益临近，香港问题的解决已逐渐无可回避，迫在眉睫。如前所述，通 过和平谈判，收回香港，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方针。正是基于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同 志高瞻远瞩，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一构想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 提出的。但是由于“九七”的临近，便首先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加以运用。 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向新华社记者 发表谈话，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又称“九条 方针”）。这九条方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 一大业；互通音讯，开展贸易，增进了解，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视、旅游以及 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 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 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国外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等。这九条方针，已明 确指出了在台湾回归后，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台湾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至此，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轮廓已清晰可见。 1982 年 1 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国朋友时指出：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 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 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 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 同年 2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粤闽工作座谈会上谈到香港工作时说：“现在我们 除了实行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外，还要在不远的将来，用另一种方式，即一个国家允许 两种制度的方式，去解决统一台湾和收复香港、澳门主权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方针，使之具体化、法律化，符合香港的历史 和现实情况，并有利于香港未来的繁荣和稳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有国务院港澳办 公室成员（其中包括现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和新华社香港分社成员参加的调 查小组，多次赴港，深人各个阶层进行调查研究，后来拟订了中国政府 1997 年之后对香港 的基本方针政策。（即后来的十二条”政策）。1984 年 5 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 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在祖国统一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 至此，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来解决香港回归问题便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事实证明，“一国两制”保证了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也保证了香港、澳门继续保持繁 荣稳定，同时它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模式。“一国两制”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统一的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资料来源：王寅城著.香港的回归.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