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产生重大影响还是个很值得怀疑的事情,但 是落后地区人们命运的某些改善却不是不可能的。 最近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本研究课题中提出的(以及 作为依据的)论点更加息息相关。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统治及与之 有关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一些情况捅了出来,再一次有力地把 落后国家步入幸福富裕社会之途的险峻公之于众。但是,把苏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东欧、东南欧所有国家在这之后所犯的过 错统统归咎于斯大林、贝利亚及其同伙的邪恶个性,只不过是“个 人迷信”走向了它的反面。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而且人们一般都 认为:的确应当由“整个制度”对领导者所犯下的过错承担责任,这 样的认识也是完全可理解的。然而,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的 整个“制度”必须加以否定,则是荒唐之至。因为,应为斯大林及其 傀儡们的行为受到指责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那种受到外来侵略 威胁又面临内部对抗的落后国家为了拼命地高速发展而形成的政 治体系。在德国的希特勒篡夺政权之后,俄国所面临的独特环境, 以及在令人担惊受怕的冷战时代,东欧东南欧国家普遍所处的特 殊情况下,这样一种政治体系的出现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天生 就是一个恐怖和高压的体系。它的确意味的是—一而这是一个头 等重要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在落后的和不发达的国家里极有 可能成为一种落后的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发生的事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资源 的成熟程度决定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般特点”。这对西 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合理性、可取性和潜在可能性没有影响。 事实上,这更突出了它的紧迫性。因为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社 会,不会被迫进行向工业化目标的“急行军”;不会被迫从可怜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