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ataba 总第232期2018.6 VoL 40 N 解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这些硏究没有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即生育二胎对孩子的质量到底有没有影响。特别是对孩子未来的教育水平有没有影响 孩子未来的教育水平是多个投入要素的产出函数。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发现,从家庭的角度来 看,除了父母的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要素外,家庭当中子女的数量和结构也对其教育水平有重要影 响。二者的关系如何,理论上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主流的解释是社会学中的资源稀释假 说。该假说认为,家庭资源包括非物质资源和物质资源,前者主要指父母的时间、与子女的情感交流 等,物质资源主要包括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和提供的学习环境。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每个孩 子能够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从而影响他们的教育水平。此外,群聚理论假说认为,某个特定的儿童 所处的家庭智商环境是父母和兄弟姐妹人数的平均水平,因此兄弟姐妹人数越多,对个人教育水平 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这两个理论假说都表明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同胞的数量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另 外也有其他理论假说认为家庭中子女的数量越多,父母的婚姻就越稳定,并且孩子之间可以相互帮 助等,有益于孩子的成长,从而孩子的教育水平越高。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差异也很大,比如有研究发 现同胞的数量对孩子的教育水平没有影响,甚至有正向影响;有研究则发现有负面影响,对于相同 的国家,由于所用的数据和方法不同,有时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 中国的国情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一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家庭在对孩子进行 教育投资时会受到经济条件的约束;二是受到传统文化和经济动机的影响,父母的男孩偏好导致家 庭资源分配时偏向男孩,导致子女的数量对男孩和女孩的影响不对称;三是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 响,我国农村一些家庭往往牺牲第一个孩子(特别是女孩)的教育水平,要求她们给家庭提供经济支 持等。这些因素表明同胞的数量和结构都会对孩子的教育水平产生影响,从而呈现出有别于发达国 家的特点。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子女数量和孩子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Yao lu 等发现在我国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同胞的数量对其教育水平的影响不同,意味着国家政策 可以缓解家庭资源不足的不利影响。 Xiao lei等发现在控制了同胞的性别构成和出生顺序后,同胞 数量对孩子教育水平的影响消失,表明主要是同胞的结构而不是数量影响了孩子的教育水平。郑 磊发现子女的性别结构会影响家庭资源的内部分配,从而影响到个人的教育水平,拥有兄弟不利于 个人的教育水平,而同胞中女性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影响对不同性别也存在不 对称性。这些研究虽然区分了子女数量和子女结构对个人教育水平的不同影响,但是没有考虑内 生性问题。由于不同家庭的父母在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偏好不同,因此在估计中就可能存在无法 观测的“父母偏好”这一遗漏变量,从而导致估计的结果不一致。为了处理遗漏变量偏误,一般的解 决办法是用工具变量估计,现在用到的主要工具是双胞胎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李宏彬、张俊森 利用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1%的样本,使用第n次生育时候是否为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孩子 的数量显著地减少了孩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杨娟认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70年代末开始实施 通过控制孩子的出生年份可以很好地使用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工具变量,该文运用2005年1%人口抽 样调查数据和CHIP2007两套数据,估计的结果都显示子女的数量和子女受教育程度呈现出显著的 替代关系,即家庭中孩子数量越少,其接受的教育年限越多。 Nancy Qian同样使用计划生育政策作 为工具变量,发现在中国农村地区生育第二胎能提高第一个孩子的入学率。运用双胞胎或计划生 育政策作为工具变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但是双胞胎估计的结果只是对生育了双 胞胎的家庭有效,对没有生育双胞胎的家庭缺少外部有效性,在总体中双胞胎家庭所占的比例很小, POPULATION Page JOURNAL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总第 232 期 2018.6 vol.40 POPULATION JOURNAL page 解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即生育二胎对孩子的质量到底有没有影响。特别是对孩子未来的教育水平有没有影响。 孩子未来的教育水平是多个投入要素的产出函数。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发现，从家庭的角度来 看，除了父母的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要素外，家庭当中子女的数量和结构也对其教育水平有重要影 响。二者的关系如何，理论上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主流的解释是社会学中的资源稀释假 说。该假说认为，家庭资源包括非物质资源和物质资源，前者主要指父母的时间、与子女的情感交流 等，物质资源主要包括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和提供的学习环境。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每个孩 子能够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从而影响他们的教育水平。此外，群聚理论假说认为，某个特定的儿童 所处的家庭智商环境是父母和兄弟姐妹人数的平均水平，因此兄弟姐妹人数越多，对个人教育水平 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这两个理论假说都表明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同胞的数量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另 外也有其他理论假说认为家庭中子女的数量越多，父母的婚姻就越稳定，并且孩子之间可以相互帮 助等，有益于孩子的成长，从而孩子的教育水平越高。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差异也很大，比如有研究发 现同胞的数量对孩子的教育水平没有影响，甚至有正向影响；［5］ 有研究则发现有负面影响，对于相同 的国家，由于所用的数据和方法不同，有时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 中国的国情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一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家庭在对孩子进行 教育投资时会受到经济条件的约束；二是受到传统文化和经济动机的影响，父母的男孩偏好导致家 庭资源分配时偏向男孩，导致子女的数量对男孩和女孩的影响不对称；三是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 响，我国农村一些家庭往往牺牲第一个孩子（特别是女孩）的教育水平，要求她们给家庭提供经济支 持等。这些因素表明同胞的数量和结构都会对孩子的教育水平产生影响，从而呈现出有别于发达国 家的特点。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子女数量和孩子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Yao Lu 等发现在我国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同胞的数量对其教育水平的影响不同，意味着国家政策 可以缓解家庭资源不足的不利影响。［6］ Xiao Lei等发现在控制了同胞的性别构成和出生顺序后，同胞 数量对孩子教育水平的影响消失，表明主要是同胞的结构而不是数量影响了孩子的教育水平。［7］ 郑 磊发现子女的性别结构会影响家庭资源的内部分配，从而影响到个人的教育水平，拥有兄弟不利于 个人的教育水平，而同胞中女性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影响对不同性别也存在不 对称性。［8］ 这些研究虽然区分了子女数量和子女结构对个人教育水平的不同影响，但是没有考虑内 生性问题。由于不同家庭的父母在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偏好不同，因此在估计中就可能存在无法 观测的“父母偏好”这一遗漏变量，从而导致估计的结果不一致。为了处理遗漏变量偏误，一般的解 决办法是用工具变量估计，现在用到的主要工具是双胞胎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李宏彬、张俊森 利用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1%的样本，使用第 n 次生育时候是否为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孩子 的数量显著地减少了孩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9］ 杨娟认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70年代末开始实施， 通过控制孩子的出生年份可以很好地使用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工具变量，该文运用2005年1%人口抽 样调查数据和CHIP2007两套数据，估计的结果都显示子女的数量和子女受教育程度呈现出显著的 替代关系，即家庭中孩子数量越少，其接受的教育年限越多。［10］ Nancy Qian同样使用计划生育政策作 为工具变量，发现在中国农村地区生育第二胎能提高第一个孩子的入学率。［5］ 运用双胞胎或计划生 育政策作为工具变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但是双胞胎估计的结果只是对生育了双 胞胎的家庭有效，对没有生育双胞胎的家庭缺少外部有效性，在总体中双胞胎家庭所占的比例很小，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