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的细节。在正式的学术会议上,当有人提出他们到底做了纯水的对比实验没 有的问题后,他们更是公开宣布拒绝回答这类问题。由犹他州政府支持建立的冷 核聚变所第一任所长(任职四个月后辞职)也指出:Pons有时拒绝与其他科学 家分享他的实验数据[8]。这些都是十分不正常的。 另一病态科学的重要特征还反映在Pons教授1989年9月15日在日本会见 记者时的谈话。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导,当记者问及世界上一些研究者对实 验条件及实验结果的解释提出疑问和批评时,Pons教授强调说:“对于不愿意相 信的人们,提出什么数据材料也没有意义”[9]。这就把一个科学实验事实必须 具有的客观可重复性变成了一个信仰问题。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次冷聚变事件中,很多实验室,很多科学工作者从事于 重复并研究与犹他组类似的实验。决不能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是在从事病态科学 因为面对如此重要的、已公之于众的发现,尽管有极强的理由去怀疑它,但为了 对科学,因而也是对社会负责,认真地检验这一结果,并按照正常科学工作的程 序及要求报导自己的结果,这是理所当然的。直到现在,当作为能源的冷聚变基 本被否定后,仍还有一些科学工作者正在从事于寻找某种异常的稀有事例。正如 前面已经提到,有关实验结果十分矛盾,分歧也很大,而这也正是信噪比特低的 低概率事例所特有的。为了证实这一概率是否为零,也许还将花去若干个人年的 工作量。但是无论如何,严格地按照科学工作的要求及程序安排并报导自己的结 果,不作一厢情愿的期望与宣传,这将是我们从这一段冷聚变事件中能吸取的 个重要教训。 其他 病态科学的提出对我国特别具有现实意义。这是因为:从近四十年我国科学 技术工作的情况看,我们发生病态科学的事例还不少。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我国的病态科学还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病态科学往往和政治结合,用当 时流行的语言,就是提到了“路线”的高度,其结果是卷入大量的非专业人员, 形成一场由“外行”领导的“群众运动”。第二个特点是我国病态科学的发明人 常常利用“领导批示”,或“权威人士表态”来推动自己的工作,其结果不仅损 害了自己,也损害了领导和权威人土。 作为我国病态科学的一个典型例子,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超声波运动。 事件起始于某硏究所的工作人员在用放射性探测器检测样品时,发现非放射性样 品经过超声波(严格地说,也并非超声波,而只是通常的高速气流)照射后,就 奇妙地变为带有放射性的了。于是,这一“发现”一一超声波产生放射性,就被 当作重大成果而被层层汇报到领导。接着这个一厢情愿的科学“发现”又被提高 到路线的高度—要走出中国式的发展原子能的道路。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技术物 理系,笔者目睹了这一运动如何在基层单位开展了起来。既然“超声波”可以创 造如此的奇迹,当然可以继续创造更多的奇迹。于是,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大搞技术革新”,和“实现超声波化”的口号下,发动了大批没有经过严格科 学训练的低年级学生进入专业实验室。其结果是相当彻底地破坏了这些实验室。 应该说,当时有不少科学工作者对“超声波产生放射性”的事实是怀疑的,但事实验的细节。在正式的学术会议上，当有人提出他们到底做了纯水的对比实验没 有的问题后，他们更是公开宣布拒绝回答这类问题。由犹他州政府支持建立的冷 核聚变所第一任所长（任职四个月后辞职）也指出：Pons 有时拒绝与其他科学 家分享他的实验数据[8]。这些都是十分不正常的。 另一病态科学的重要特征还反映在 Pons 教授 1989 年 9 月 15 日在日本会见 记者时的谈话。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导，当记者问及世界上一些研究者对实 验条件及实验结果的解释提出疑问和批评时，Pons 教授强调说：“对于不愿意相 信的人们，提出什么数据材料也没有意义”[9]。这就把─个科学实验事实必须 具有的客观可重复性变成了一个信仰问题。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次冷聚变事件中，很多实验室，很多科学工作者从事于 重复并研究与犹他组类似的实验。决不能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是在从事病态科学。 因为面对如此重要的、已公之于众的发现，尽管有极强的理由去怀疑它，但为了 对科学，因而也是对社会负责，认真地检验这一结果，并按照正常科学工作的程 序及要求报导自己的结果，这是理所当然的。直到现在，当作为能源的冷聚变基 本被否定后，仍还有一些科学工作者正在从事于寻找某种异常的稀有事例。正如 前面已经提到，有关实验结果十分矛盾，分歧也很大，而这也正是信噪比特低的 低概率事例所特有的。为了证实这一概率是否为零，也许还将花去若干个人年的 工作量。但是无论如何，严格地按照科学工作的要求及程序安排并报导自己的结 果，不作一厢情愿的期望与宣传，这将是我们从这一段冷聚变事件中能吸取的一 个重要教训。 三、其他 病态科学的提出对我国特别具有现实意义。这是因为：从近四十年我国科学 技术工作的情况看，我们发生病态科学的事例还不少。同时作为─种社会现象， 我国的病态科学还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病态科学往往和政治结合，用当 时流行的语言，就是提到了“路线”的高度，其结果是卷入大量的非专业人员， 形成一场由“外行”领导的“群众运动”。第二个特点是我国病态科学的发明人 常常利用“领导批示”，或“权威人士表态”来推动自己的工作，其结果不仅损 害了自己，也损害了领导和权威人土。 作为我国病态科学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超声波运动。 事件起始于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用放射性探测器检测样品时，发现非放射性样 品经过超声波（严格地说，也并非超声波，而只是通常的高速气流）照射后，就 奇妙地变为带有放射性的了。于是，这一“发现”──超声波产生放射性，就被 当作重大成果而被层层汇报到领导。接着这个一厢情愿的科学“发现”又被提高 到路线的高度──要走出中国式的发展原子能的道路。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技术物 理系，笔者目睹了这一运动如何在基层单位开展了起来。既然“超声波”可以创 造如此的奇迹，当然可以继续创造更多的奇迹。于是，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大搞技术革新”，和“实现超声波化”的口号下，发动了大批没有经过严格科 学训练的低年级学生进入专业实验室。其结果是相当彻底地破坏了这些实验室。 应该说，当时有不少科学工作者对“超声波产生放射性”的事实是怀疑的，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