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论中,强调创作之'情,从来都这样或那样地带着反对封建教条窒 息人的正当感情和不满文学僵化的色彩。龚自珍的“尊情'说无疑继承了这样-个传统。然 而崭新的时代气息和个人的特殊经历决定了龚自珍的“尊情"说自有其独特之处和超乎前人 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抒发衰世之哀怨拗怒之情。 龚自珍认为:“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也。”(《五经大义终始论》)然而,民 生何情?情生何文?还取决于客观条件。因此,他强调文学与时代、环境有密切的关 系,所谓代之治,即—代之学。”(《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那么,龚自珍处于何等时 世呢?在同时代人中,他用最明确的语言和坚决的态度认定:当时的社会已经犹如“日之 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进入了可 怕可痛的“衰世。面对着这样的衰世,有头脑的才者”,只能产生忧患、哀怨、拗怒之 情。文学作品要尊情,就特别要尊这种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忧虑、愤怒和反抗之情。 他曾经“榜其居日积思之门,颜其寝日寡欢之府,铭其凭日多愤之木”(《与江居土长 笺》),在《宥情》、《长短言自序》等文中,更明确地表示自己的作品并不能符合儒 教正统的要求,去吲引而上者”,“引而之于旦阳”,而只能引阴气而畅其悲怨之情。他在 评好友王昙的文章时说:“其为文也,一往三复,情繁而声长;…其一切奇怪不可迩之 状,皆贫病怨恨,不得已诈而遁焉者也。”(《王仲瞿墓表铭》)他赞同乡袁通的词集 云以阴气为倪,以怨为归,以恨为旆,以无如何为归墟”(《袁通长短言序》)。而在 《送徐铁孙序》中更提出了“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的极则。总之,怨恨、悲愤、 拗怒之情,就是龚自珍所尊之情。他的这一观点,与传统的"发愤著书谠说有所不同。这是 因为他年处的衰世不仅仅是一个清王朝政权的岌岌可危,而是整个封建社会走向了没 落。龚自珍虽然不可能理解社会发展之必然,但他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历史已经进入到 了一个严重的关头。他大胆地揭示当前的社会是衰世’,呼吁诗人反映时代的危机,抒发 哀怨拗怒之情,虽然仍然是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家内部发岀的声音,但在客观上这种呼 声已经打上了新的时代的烙印,具有以往所有"发愤以抒情'的理论所没有的新时代的启蒙 意义。事实上,龚自珍的这种呼声对后来者批判和否定整个封建社会起了积极的开风气 的作用。因此,龚自珍强调尊重忧愤拗怒之情的理论是具有独特的内涵的。 第二,提倡在“自尊其心喲的基础上写真情。 龚自珍的“尊情'说,也要求歌泣无端字字真”,在创作中表现真情。他在《述思古子议》 中说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之使言, 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不得已,则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种种言,实不知其 所以言。于是剽掠脱误,摹拟颠倒,如醉如寐以言,言毕矣,不知我为何等言 这段话,一方面要求文学作品“言人情不得已”(《凉燠》),抒胸臆,达真情;另一方面 批判了当时文坛上弥漫的说假话、空话的虚伪文风。当时的文学界,在封建专制思想的 箝制之下,普遍不敢说真话,达真情,剽掠摹拟,万喙一词,虚伪矫饰,言不由衷。龚 自珍对于这种伪体的猖獗十分痛恨。他借古喻今,吟诗一首,以指斥“伪体”,歌颂真 情: 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晩,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 乞书扇者》) 所谓“工感慨,也就是能面对衰败的社会现实自然地抒写真情实感。诗人能做到这一点, 即可称名家。这是与当时盛行的“伪体”是针锋相对的 龚自珍斥伪体,重真情,是与其思想上追求个性解放密切相关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无 善无不善”(《阐告子》),一切善恶都是后起的。人要向上,当"各因其性情之近"而“自 尊其心”,做一个有个性的人才。他说:“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 尊,则其人亦尊矣。”(《尊史》)而他所尊之心,乃是·颗天真无邪的“童心":“瓶花妥 贴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年身”,(《午梦初觉,怅然诗成》 “既壮周岁旋痴黠,童心来 复梦中身”(《己亥杂诗》)。龚自珍一再呼唤、无限尊重的“童心",就是一颗有个性的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论中，强调创作之“情”，从来都这样或那样地带着反对封建教条窒 息人的正当感情和不满文学僵化的色彩。龚自珍的“尊情”说无疑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然 而崭新的时代气息和个人的特殊经历决定了龚自珍的“尊情”说自有其独特之处和超乎前人 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强调抒发衰世之哀怨拗怒之情。 龚自珍认为：“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也。”（《五经大义终始论》）然而，民 生何情？情生何文？还取决于客观条件。因此，他强调文学与时代、环境有密切的关 系，所谓“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那么，龚自珍处于何等时 世呢？在同时代人中，他用最明确的语言和坚决的态度认定：当时的社会已经犹如“日之 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进入了可 怕可痛的“衰世”。面对着这样的衰世，有头脑的“才者”，只能产生忧患、哀怨、拗怒之 情。文学作品要“尊情”，就特别要尊这种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忧虑、愤怒和反抗之情。 他曾经“榜其居曰‘积思之门’，颜其寝曰‘寡欢之府’，铭其凭曰‘多愤之木’”（《与江居士长 笺》），在《宥情》、《长短言自序》等文中，更明确地表示自己的作品并不能符合儒 教正统的要求，去“引而上者”，“引而之于旦阳”，而只能引“阴气”而畅其悲怨之情。他在 评好友王昙的文章时说：“其为文也，一往三复，情繁而声长；……其一切奇怪不可迩之 状，皆贫病怨恨，不得已诈而遁焉者也。”（《王仲瞿墓表铭》）他赞同乡袁通的词集 云“以阴气为倪，以怨为归，以恨为旆，以无如何为归墟”（《袁通长短言序》）。而在 《送徐铁孙序》中更提出了“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的极则。总之，怨恨、悲愤、 拗怒之情，就是龚自珍所尊之情。他的这一观点，与传统的“发愤著书”说有所不同。这是 因为他年处的“衰世”不仅仅是一个清王朝政权的岌岌可危，而是整个封建社会走向了没 落。龚自珍虽然不可能理解社会发展之必然，但他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历史已经进入到 了一个严重的关头。他大胆地揭示当前的社会是“衰世”，呼吁诗人反映时代的危机，抒发 哀怨拗怒之情，虽然仍然是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家内部发出的声音，但在客观上这种呼 声已经打上了新的时代的烙印，具有以往所有“发愤以抒情”的理论所没有的新时代的启蒙 意义。事实上，龚自珍的这种呼声对后来者批判和否定整个封建社会起了积极的开风气 的作用。因此，龚自珍强调尊重忧愤拗怒之情的理论是具有独特的内涵的。 第二， 提倡在“自尊其心”的基础上写真情。 龚自珍的“尊情”说，也要求“歌泣无端字字真”，在创作中表现真情。他在《述思古子议》 中说：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之使言， 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不得已，则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种种言，实不知其 所以言。于是剽掠脱误，摹拟颠倒，如醉如寐以言，言毕矣，不知我为何等言。 这段话，一方面要求文学作品“言人情不得已”（《凉燠》），抒胸臆，达真情；另一方面 批判了当时文坛上弥漫的说假话、空话的虚伪文风。当时的文学界，在封建专制思想的 箝制之下，普遍不敢说真话，达真情，剽掠摹拟，万喙一词，虚伪矫饰，言不由衷。龚 自珍对于这种“伪体”的猖獗十分痛恨。他借古喻今，吟诗一首，以指斥“伪体”，歌颂真 情： 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 乞书扇者》） 所谓“工感慨”，也就是能面对衰败的社会现实自然地抒写真情实感。诗人能做到这一点， 即可称名家。这是与当时盛行的“伪体”是针锋相对的。 龚自珍斥伪体，重真情，是与其思想上追求个性解放密切相关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无 善无不善”（《阐告子》），一切善恶都是后起的。人要向上，当“各因其性情之近”而“自 尊其心”，做一个有个性的人才。他说：“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 尊，则其人亦尊矣。”（《尊史》）而他所尊之心，乃是一颗天真无邪的“童心”：“瓶花妥 贴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年身”，（《午梦初觉，怅然诗成》）；“既壮周岁旋痴黠，童心来 复梦中身”（《己亥杂诗》）。龚自珍一再呼唤、无限尊重的“童心”，就是一颗有个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