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习惯,就容易被发音人误导。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调査人在寻找发音人时特别注意,否 则就可能指鹿为马 “土生土长”的另一个含义是,发音人不能有很长时间在他乡生活的经历。尽管有“少 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任何一个长期生活在外地的人,发音 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改变,词汇的影响可能还会更明显一些。一些方言中不常使用的说法会遗 忘,母语方言中与居住地方言中一些相似的说法会混淆,甚至出现替换的现象。 二、发音人最好是中老年人。从语言学角度讲,中老年人的发音比较稳定,不太容易受 外界的影响。在方言变化速度加快的今天,这一点显得非常重要。其次,中老年人比较熟悉 当地的情况,社会交往广泛,语言经历也比较丰富。特别在调查词汇时,很多已经消失或接 近消失的词汇,还能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而新生事物他们也有所接触,这样调查到的词汇 表时间上的涵盖面就比较大。年轻人由于语言经历有限,方言词汇量比较小。那些消失的词 汇当然不可能从年轻人那里调查到。找中老年人做发音人还有一个非语言学的理由,中老年 人有较多的空余时间,调查对学习生活的影响较小。 不过,这并不是说,凡是调查一个方言,发音人的年龄就越大越好。老年人的缺陷是口 腔肌肉萎缩、牙齿脱落,导致发音习惯的改变或口齿不清,容易影响记录的准确性。笔者找 到过的年龄最大的发音人九十六岁,他的发音连本地人听起来都颇感困难,更不用说用来调 查记音了。没有发音上的生理缺陷、口齿清楚是一个必要条件。一般挑选的发音人以六十五 岁至七十岁左右为宜。少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身体允许,也可以作为发音人。根据笔者的调 查经验,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八十岁以上的老人(1920年前出生)与七十岁左右的 老人(1935年前出生)语音有相当的差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发音习惯的 形成时期正赶上中国社会变革、语言变化加速时期。 、发音人最好是男性。中国旧时的妇女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如 此。她们的生活圈子比较狭窄,对当地社会生活的了解不如男性,语言经历也相对较少。不 过,农村妇女在语言面貌上往往较为保守,在对某个方言有较好了解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补 充调査的对象。当然,如果调查人本身是女性,找女性发音人比较容易互相沟通。 四、发音人最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不宜过高。调查人调查的方言可能与发音人的母 语以及普通话有较大的差别,甚至不能通话,如果发音人的文化水平太低,会影响双方的交 流,使调查无法顺利进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采用的大多是书面的调查表,特别 是《方言调查字表》,它本身就要求发音人认、读汉字,如果发音人文化水平太低,调查结 果肯定大受影响。笔者在上海郊区川沙县调査词汇时,找到的第一个发音人是一个目不识丁 的妇女,由于笔者使用的上海话与老派川沙话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她既弄不清楚调查目的 又经常发生理解上的偏差,调査目的始终无法实现,最后调査不得不中止 但是发音人受教育程度过高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目前在中国的 中小学中普遍推广普通话教学,虽然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在各个地方不尽相同,但是普通话对 方言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文化程度高的发音人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大,发音上会不自觉地向 普通话靠拢,尤其是口语中不常用的词的发音,词汇和语法也会有同样的情况。据我们了解, 母语为上海话的大学生基本不会用方言进行阅读。过去的私塾教育虽不采用普通话,但大多 采用当地所谓的“官话”,读书、说话都讲究书卷气,鄙视俚俗的方音和方言词语,这同样 会影响调查。笔者在浙江义乌调查时的发音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的秀才,从小接受 私塾教育。在调査中我们发现,他确实能给我们许多书面读音的信息,比如一些别人不认识 或读错的字,他能够告诉我们当地的念法。这些信息当然也非常有价值,但反过来,他往往 忽略了方言的口语音和原有的说法。甚至在与家人交谈时,也不能使用纯粹的方言,而使用 方言的书面语。这样的发音人至少不是了解方言词语最合适的调查对象 把几个条件综合起来就是,调查方言基本情况时,发音人最好是受过中等教育、土生土6 这样的习惯，就容易被发音人误导。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调查人在寻找发音人时特别注意，否 则就可能指鹿为马。 “土生土长”的另一个含义是，发音人不能有很长时间在他乡生活的经历。尽管有“少 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任何一个长期生活在外地的人，发音 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改变，词汇的影响可能还会更明显一些。一些方言中不常使用的说法会遗 忘，母语方言中与居住地方言中一些相似的说法会混淆，甚至出现替换的现象。 二、发音人最好是中老年人。从语言学角度讲，中老年人的发音比较稳定，不太容易受 外界的影响。在方言变化速度加快的今天，这一点显得非常重要。其次，中老年人比较熟悉 当地的情况，社会交往广泛，语言经历也比较丰富。特别在调查词汇时，很多已经消失或接 近消失的词汇，还能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而新生事物他们也有所接触，这样调查到的词汇 表时间上的涵盖面就比较大。年轻人由于语言经历有限，方言词汇量比较小。那些消失的词 汇当然不可能从年轻人那里调查到。找中老年人做发音人还有一个非语言学的理由，中老年 人有较多的空余时间，调查对学习生活的影响较小。 不过，这并不是说，凡是调查一个方言，发音人的年龄就越大越好。老年人的缺陷是口 腔肌肉萎缩、牙齿脱落，导致发音习惯的改变或口齿不清，容易影响记录的准确性。笔者找 到过的年龄最大的发音人九十六岁，他的发音连本地人听起来都颇感困难，更不用说用来调 查记音了。没有发音上的生理缺陷、口齿清楚是一个必要条件。一般挑选的发音人以六十五 岁至七十岁左右为宜。少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身体允许，也可以作为发音人。根据笔者的调 查经验，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八十岁以上的老人（1920 年前出生）与七十岁左右的 老人（1935 年前出生）语音有相当的差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发音习惯的 形成时期正赶上中国社会变革、语言变化加速时期。 三、发音人最好是男性。中国旧时的妇女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如 此。她们的生活圈子比较狭窄，对当地社会生活的了解不如男性，语言经历也相对较少。不 过，农村妇女在语言面貌上往往较为保守，在对某个方言有较好了解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补 充调查的对象。当然，如果调查人本身是女性，找女性发音人比较容易互相沟通。 四、发音人最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不宜过高。调查人调查的方言可能与发音人的母 语以及普通话有较大的差别，甚至不能通话，如果发音人的文化水平太低，会影响双方的交 流，使调查无法顺利进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采用的大多是书面的调查表，特别 是《方言调查字表》，它本身就要求发音人认、读汉字，如果发音人文化水平太低，调查结 果肯定大受影响。笔者在上海郊区川沙县调查词汇时，找到的第一个发音人是一个目不识丁 的妇女，由于笔者使用的上海话与老派川沙话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她既弄不清楚调查目的， 又经常发生理解上的偏差，调查目的始终无法实现，最后调查不得不中止。 但是发音人受教育程度过高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目前在中国的 中小学中普遍推广普通话教学，虽然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在各个地方不尽相同，但是普通话对 方言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文化程度高的发音人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大，发音上会不自觉地向 普通话靠拢，尤其是口语中不常用的词的发音，词汇和语法也会有同样的情况。据我们了解， 母语为上海话的大学生基本不会用方言进行阅读。过去的私塾教育虽不采用普通话，但大多 采用当地所谓的“官话”，读书、说话都讲究书卷气，鄙视俚俗的方音和方言词语，这同样 会影响调查。笔者在浙江义乌调查时的发音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的秀才，从小接受 私塾教育。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他确实能给我们许多书面读音的信息，比如一些别人不认识 或读错的字，他能够告诉我们当地的念法。这些信息当然也非常有价值，但反过来，他往往 忽略了方言的口语音和原有的说法。甚至在与家人交谈时，也不能使用纯粹的方言，而使用 方言的书面语。这样的发音人至少不是了解方言词语最合适的调查对象。 把几个条件综合起来就是，调查方言基本情况时，发音人最好是受过中等教育、土生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