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PULATION JOURNAL 独生子女在不同婚育状态下似乎呈现出不同的住房来源模式:独生子女购买住房的比例在结婚后有 所上升,从未婚未育时的47.35%增加到初婚未育时的55.41%;生育后购买住房的比例仅稍有提升 达到58.88%,但增加幅度不大。而非独生子女购买住房的比例在婚后呈现大幅上升,从未婚未育时 的21.87%增加到初婚未育时的37.58%,且在生育子女后进一步上升到43.26%(见表3)。由此显示 出结婚是独生子女购买住房的主要时间点;但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结婚与婚后生育均可能是购买 住房的重要时间点。 (三)家庭和个人特征会影响城市青年的住房来源 卡方检验表明,具有不同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的城市青年其住房来源均存在显著差异。父母双 方均在业的青年人租房居住的比例最高(42.99%);父母均不在业的青年中则有5260%购买了住 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购买住房的比例越大,随着学历的升高分别是37.46%、46.02%和 49.37%。 青年的个人特征中,女性和男性购买住房的比例分别为4304%和39.35%,女性还略胜一筹;男 性租房居住的比例则略高于女性(36.48%对应于30.44%)。随着年龄的增加,购买住房的比例从20 24岁组的33.31%上升到25~29岁组的4245%,30-34岁组则有51.26%的人购买了住房;相应地,租 房居住比例则不断下降。户口性质与住房来源间的关系非常明显:非农业户口的青年中49.72%购 买住房,农业户口的青年则有69.12%租房居住;购买了住房的青年中91.36%都是拥有非农业户籍的 人口。青年自身受教育程度越高,购买住房比例也越高,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2730%增加到 高中/中专程度的44.57%,大专及以上程度的青年购房比例达45.96%,看起来高中/中专似乎是增加 购买住房可能性的重要学历台阶。经济水平对于住房来源的作用在列联表中并不像受教育程度那 样直观:购买住房比例较高的是经济水平处于两个极端的青年人群,即经济水平低和高的青年购买 住房的比例分别为41.75%和44.89%;购买住房比例最低的是经济水平较低的青年,比例为3806%。 各类职业中,生产运输设备及有关人员购买住房的比例最高(4867%);商业及服务人员租房居住比 例最高(41.51%)。四个城市相比较,青年购买住房比例最高的是黄石市(53.32%),最低的是北京市 (32.80%);租房比例则是北京最高(47.80%),保定最低(17.47%)。 五、城市青年住房来源的影响因素 为了检验控制其他变量时独生子女属性、流动特征和婚育状态对城市青年住房来源的影响,并 揭示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我们结合因变量的特点进行无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三分类因变 量住房来源以购买住房作为参照项,分别比较租房居住和其他来源住房与其的差异(见表4) 首先构建只纳入三个自变量的模型1,发现独生子女属性、流动特征和婚育状态均对住房来源 具有显著影响:非独生子女、流动人口以及未婚未育的城市青年更可能租房或住在其他来源住房 中。随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控制变量和两个住房参考变量(房费支付者、产权/合同关系)构 建模型2,结果显示:与购买住房相比较,非独生子女更可能租房居住或住在其他来源住房中,发生 比率分别是独生子女的1.749倍和1.333倍。非流动人口租房居住的发生比率仅是流动人口的 20.2%。未婚未育青年更可能租房居住,其发生比率是初婚已育同龄人的7.198倍;虽然初婚未育 青年似乎也更有可能租房居住,但其影响不显著。流动特征和婚育状态对于其他来源的住房没有 显著的影响。 POPULATION JOURNAL ?1994-2015Chirl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POPULATION JOURNAL page 独生子女在不同婚育状态下似乎呈现出不同的住房来源模式：独生子女购买住房的比例在结婚后有 所上升，从未婚未育时的47.35%增加到初婚未育时的55.41%；生育后购买住房的比例仅稍有提升， 达到58.88%，但增加幅度不大。而非独生子女购买住房的比例在婚后呈现大幅上升，从未婚未育时 的21.87%增加到初婚未育时的37.58%，且在生育子女后进一步上升到43.26%（见表3）。由此显示 出结婚是独生子女购买住房的主要时间点；但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结婚与婚后生育均可能是购买 住房的重要时间点。 （三）家庭和个人特征会影响城市青年的住房来源 卡方检验表明，具有不同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的城市青年其住房来源均存在显著差异。父母双 方均在业的青年人租房居住的比例最高（42.99%）；父母均不在业的青年中则有 52.60%购买了住 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购买住房的比例越大，随着学历的升高分别是37.46%、46.02%和 49.37%。 青年的个人特征中，女性和男性购买住房的比例分别为43.04%和39.35%，女性还略胜一筹；男 性租房居住的比例则略高于女性（36.48%对应于30.44%）。随着年龄的增加，购买住房的比例从20~ 24岁组的33.31%上升到25~29岁组的42.45%，30~34岁组则有51.26%的人购买了住房；相应地，租 房居住比例则不断下降。户口性质与住房来源间的关系非常明显：非农业户口的青年中49.72%购 买住房，农业户口的青年则有69.12%租房居住；购买了住房的青年中91.36%都是拥有非农业户籍的 人口。青年自身受教育程度越高，购买住房比例也越高，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27.30%增加到 高中/中专程度的44.57%，大专及以上程度的青年购房比例达45.96%，看起来高中/中专似乎是增加 购买住房可能性的重要学历台阶。经济水平对于住房来源的作用在列联表中并不像受教育程度那 样直观：购买住房比例较高的是经济水平处于两个极端的青年人群，即经济水平低和高的青年购买 住房的比例分别为41.75%和44.89%；购买住房比例最低的是经济水平较低的青年，比例为38.06%。 各类职业中，生产运输设备及有关人员购买住房的比例最高（48.67%）；商业及服务人员租房居住比 例最高（41.51%）。四个城市相比较，青年购买住房比例最高的是黄石市（53.32%），最低的是北京市 （32.80%）；租房比例则是北京最高（47.80%），保定最低（17.47%）。 五、城市青年住房来源的影响因素 为了检验控制其他变量时独生子女属性、流动特征和婚育状态对城市青年住房来源的影响，并 揭示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我们结合因变量的特点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三分类因变 量住房来源以购买住房作为参照项，分别比较租房居住和其他来源住房与其的差异（见表4）。 首先构建只纳入三个自变量的模型1，发现独生子女属性、流动特征和婚育状态均对住房来源 具有显著影响：非独生子女、流动人口以及未婚未育的城市青年更可能租房或住在其他来源住房 中。随后在模型 1 的基础上纳入控制变量和两个住房参考变量（房费支付者、产权/合同关系）构 建模型 2，结果显示：与购买住房相比较，非独生子女更可能租房居住或住在其他来源住房中，发生 比率分别是独生子女的 1.749 倍和 1.333 倍。非流动人口租房居住的发生比率仅是流动人口的 20.2%。未婚未育青年更可能租房居住，其发生比率是初婚已育同龄人的7.198倍；虽然初婚未育 青年似乎也更有可能租房居住，但其影响不显著。流动特征和婚育状态对于其他来源的住房没有 显著的影响。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