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 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 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 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 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査证。周汝昌遍査燕 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 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 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 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 语文试卷第5页(共8页) 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 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 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 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 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一一周汝昌将《红楼 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 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 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 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 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 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 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 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 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 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 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 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 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 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 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 述为 “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 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 ,,不能用一般 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硏究《红楼梦》同 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 全然一样,那就 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 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2012 年 5 月 31 日凌晨，95 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 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 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 1947 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 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 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 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 写成文，发表在 1947 年 12 月 5 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 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 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 语文试卷 第 5 页（共 8 页） 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 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 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 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 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 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 40 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 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 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 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 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 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 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 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 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 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 35 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 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 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 年 9 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 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 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 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 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 述为 “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 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 „„ 不能用一般 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 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 全然一样，那就 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 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