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 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 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 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 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 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 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 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 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 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 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 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 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好。然则晨钟暮 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 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 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 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 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聚象，作为整个社会多 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 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 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 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 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 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