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投资的市场风险増大。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过 去银行贷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向银行下指令或变 相下指令要求银行为某个具体项目或单位发放贷款,接受贷款的单位,特别是 国有企业,对归还贷款往往并不认真对待,银行贷款对它们的约束力十分有 限。在这种情况下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就十分严重,银行呆、坏帐比较常见, 发放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自然不会对放款失败或低效率负责,即使不是由于政 策或行政干预造成的银行呆、坏帐,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将之归咎于政府政策或 行政干预,两种类型的贲任搅和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因此一旦政府决定放 松银根,启动经济,银行工作人员就有放贷的积极性,企业也有贷款积极性, 经济马上可以走向繁荣。但是,1993年⑦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但以收紧银 根为主要措施,而且开始对银行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四大专业银行开始了商 业化的进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无权干预银行事务。银行 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责任大大増强,一笔贷款的经手人必须对贷款负责任,即 使在贷款到期前调离原工作岗位,也逃不脱对贷款的责任,即岀现所谓的责任 终身制。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 没有风险的国债,出现所谓的惜贷现象。因此,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当灵活 的货币政策,从1997年11月起,6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的利息,但社会的投资 和银行的放款,并未产生货币政策设计者所预期那样的扩张。 在国民经济处于过剩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中国政府仅能借 助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措施。但在绝大多数产品过剩的市场状况下,政府扩大 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诸多局限。这些项目一般都比较庞大,从立项设计到工程开 工,再到工程完工发挥效益,周期很长,见效很慢。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也会 过剩,也有个投资效益问题,这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沿海 部分地区机场、高速公路利用率很低,经济效益差。因此,在强劲的外贸需 求受制于东亚金融危机过后,东亚诸国经济复苏未见端倪的情况限制而不可能 出现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过剩的情况最终只能依賴中囯自己的人口和收入增长 所创造的内需的増长,以及没有效率企业的淘汰所消化掉的臃肿的生产能力, 才能最终消除。因此,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再现1990年代初期 那样超强劲的增长。但中国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还相当低,尤其,多数农村地3 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投资的市场风险增大。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过 去银行贷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向银行下指令或变 相下指令要求银行为某个具体项目或单位发放贷款，接受贷款的单位，特别是 国有企业，对归还贷款往往并不认真对待，银行贷款对它们的约束力十分有 限。在这种情况下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就十分严重，银行呆、坏帐比较常见， 发放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自然不会对放款失败或低效率负责，即使不是由于政 策或行政干预造成的银行呆、坏帐，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将之归咎于政府政策或 行政干预，两种类型的责任搅和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因此一旦政府决定放 松银根，启动经济，银行工作人员就有放贷的积极性，企业也有贷款积极性， 经济马上可以走向繁荣。但是，1993 年 7 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但以收紧银 根为主要措施，而且开始对银行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四大专业银行开始了商 业化的进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无权干预银行事务。银行 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责任大大增强，一笔贷款的经手人必须对贷款负责任，即 使在贷款到期前调离原工作岗位，也逃不脱对贷款的责任，即出现所谓的责任 终身制。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 没有风险的国债，出现所谓的惜贷现象。因此，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当灵活 的货币政策，从 1997 年 11 月起，6 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的利息，但社会的投资 和银行的放款，并未产生货币政策设计者所预期那样的扩张。 在国民经济处于过剩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中国政府仅能借 助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措施。但在绝大多数产品过剩的市场状况下，政府扩大 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诸多局限。这些项目一般都比较庞大，从立项设计到工程开 工，再到工程完工发挥效益，周期很长，见效很慢。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也会 过剩，也有个投资效益问题，这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沿海 一部分地区机场、高速公路利用率很低，经济效益差。因此，在强劲的外贸需 求受制于东亚金融危机过后，东亚诸国经济复苏未见端倪的情况限制而不可能 出现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过剩的情况最终只能依赖中国自己的人口和收入增长 所创造的内需的增长，以及没有效率企业的淘汰所消化掉的臃肿的生产能力， 才能最终消除。因此，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再现 1990 年代初期 那样超强劲的增长。但中国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还相当低，尤其，多数农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