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2 比较与借鉴 量研究挑战比较案例研究的科学性，从事这方面研究 的学者也在不断学习和创造新的研究技巧，以加强自 的学者普遍认为，常用的求同法（method of agree- 己观点的说服力。这些技巧包括模式匹配(pattern ment)和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等比较方法最 matching)、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因果叙述 多只能排除潜在原因，而无法确证普适性因果关系， (causal narrative)和次序阐述(sequence elabora-- 加上变量多和案例少的限制，比较案例研究很难得出 iom)们等等。其中过程追踪最为著名，这是一个从 规律性的结论。对此，从事比较案例研究的学者有两 结果开始回溯整个因果作用的过程以至确定因果机制 种观点。基于金(King)、基欧汉(Keohane)和维巴 的方法。 (Verba)于1994年所著《设计社会调查》(Designing 除了定量研究，比较历史研究也需要面对理性选 Social Inquiry)一书，一种观点认为，定量研究与比较 择方法的挑战。理性选择方法从本质上讲是经济学的 案例研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追求普遍规律的形式不 基本方法。经济学在19世纪70年代独立门户，进而 同。前者需要随机选择大量样本，以覆盖众多自变量 发展成现在人所共知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的运 的变化范围，然后用回归方法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 作规律一直是其研究的主题。到20世纪60年代，一 相关性，而后者则需要有意识地运用有限的案例来覆 些经济学家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里对两类理性人（生 盖有限的自变量的变化范围，但无论如何，结果是殊 产者和消费者)的假设，引入了理性的政府官员（如 途同归，都能够达到探索普遍规律的目的。基于维恩 寻租理论)，也开始探索理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如 (Ragin)于1987年所著《比较方法》(The Compara- 集体选择理论)等等。这些学者扩大了理性人的运作 tive Method)一书的第三章，另一种观点认为，定量 范围，但没有脱离理性选择的基本方法，而是以理性 研究与比较案例研究目标各异，不可同比。前者的研 人为基础，通过分析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人与国家 究目标是探索一般现象的普适规律，如军事开支对经 的关系来进一步揭示政治经济规律。这是以前的新古 济增长的影响：而后者的研究目标则是探索特殊现象 典经济学无法做到的，因此基于理性选择方法的这些 的核心原因，如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奇迹本身就是 学术发展被称作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 小概率事件，需要大量样本的定量研究爱莫能助，而 常常以宏观分析单位为基础、以宏观过程为分析 特殊现象也需要对案例进行详细分析。也有从事比较 对象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比较历史研究在理性选择方 历史研究的学者指出，比较历史研究与定量研究探索 法的崛起过程中确实也面临着挑战。但与定量研究的 因果关系的方式不同。前者是按照寻找必要或充分条 挑战不同，宏观分析单位并非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比较 件的方式探索因果关系的，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大量样 历史研究的核心价值，而宏观过程与理性选择方法所 本的均值之上的概率性探索方式。 提供的微观基础不但不一定矛盾，还有可能互补。因 如果将上述讨论与前面关于因果关系的讨论结合 此，理性选择方法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被比较 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上述两种观点正好代表着比 政治经济学和比较历史研究双双吸纳。比较政治经济 较历史研究所要面对的普遍性因果关系和特殊性因果 学受政治学的影响，对不同理论和方法一直保持着开 关系两个极端，而比较历史研究正是要在这两个极端 放的态度。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 中间寻找出路，即在一定时空内寻找普遍规律。当然，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理 一个比较历史研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很多点可以选 论视角，是对以国家、社会、制度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择，最终的落脚点代表了研究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偏 的一个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一些理性选择学者同样 好。应该指出的是，无论靠近那一端，比较案例研究 认为理性选择方法与比较历史研究也可以互补。比如 和定量研究都各有长短。比较历史研究虽然在选择案 莱维(Levi)就认为比较历史案例在不同的环境里分 例和变量数量上有很大限制，但能够深入案例探索多 析理性人在限制条件下的战略互动，可以进一步加强 种原因的复杂互动和多种途径的因果关系，而不用像 理性选择研究。阁她称其为“比较历史的理性选择” 定量研究那样经常需要假设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线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ational choice)。莱维的实际 性关系。的面对定量研究的挑战，从事比较历史研究 研究也在探索理性选择方法与比较历史研究的结合。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fist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1. 2 比较与借鉴 量研究挑战比较案例研究的科学性，从事这方面研究 的学者 普 遍 认 为，常 用 的 求 同 法 ( method of agree￾ment) 和求异法 ( method of difference) 等比较方法最 多只能排除潜在原因，而无法确证普适性因果关系， 加上变量多和案例少的限制，比较案例研究很难得出 规律性的结论。对此，从事比较案例研究的学者有两 种观点。基于金 ( King) 、基欧汉 ( Keohane) 和维巴 ( Verba) 于 1994 年所著 《设计社会调查》 (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一书，一种观点认为，定量研究与比较 案例研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追求普遍规律的形式不 同。前者需要随机选择大量样本，以覆盖众多自变量 的变化范围，然后用回归方法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 相关性，而后者则需要有意识地运用有限的案例来覆 盖有限的自变量的变化范围，但无论如何，结果是殊 途同归，都能够达到探索普遍规律的目的。基于维恩 ( Ragin) 于 1987 年所著 《比较方法》 ( The Compara￾tive Method) 一书的第三章，另一种观点认为，定量 研究与比较案例研究目标各异，不可同比。前者的研 究目标是探索一般现象的普适规律，如军事开支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 而后者的研究目标则是探索特殊现象 的核心原因，如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奇迹本身就是 小概率事件，需要大量样本的定量研究爱莫能助，而 特殊现象也需要对案例进行详细分析。也有从事比较 历史研究的学者指出，比较历史研究与定量研究探索 因果关系的方式不同。前者是按照寻找必要或充分条 件的方式探索因果关系的，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大量样 本的均值之上的概率性探索方式。［14］ 如果将上述讨论与前面关于因果关系的讨论结合 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上述两种观点正好代表着比 较历史研究所要面对的普遍性因果关系和特殊性因果 关系两个极端，而比较历史研究正是要在这两个极端 中间寻找出路，即在一定时空内寻找普遍规律。当然， 一个比较历史研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很多点可以选 择，最终的落脚点代表了研究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偏 好。应该指出的是，无论靠近那一端，比较案例研究 和定量研究都各有长短。比较历史研究虽然在选择案 例和变量数量上有很大限制，但能够深入案例探索多 种原因的复杂互动和多种途径的因果关系，而不用像 定量研究那样经常需要假设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线 性关系。［15］面对定量研究的挑战，从事比较历史研究 的学者也在不断学习和创造新的研究技巧，以加强自 己观点的 说 服 力。这些技巧包括模式匹配 ( pattern matching) 、过 程 追 踪 ( process tracing ) 、因 果 叙 述 ( causal narrative) ［16］ 和 次 序 阐 述 ( sequence elabora￾tion) ［17］等等。其中过程追踪最为著名，这是一个从 结果开始回溯整个因果作用的过程以至确定因果机制 的方法。 除了定量研究，比较历史研究也需要面对理性选 择方法的挑战。理性选择方法从本质上讲是经济学的 基本方法。经济学在 19 世纪 70 年代独立门户，进而 发展成现在人所共知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的运 作规律一直是其研究的主题。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一 些经济学家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里对两类理性人 ( 生 产者和消费者) 的假设，引入了理性的政府官员 ( 如 寻租理论) ，也开始探索理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 如 集体选择理论) 等等。这些学者扩大了理性人的运作 范围，但没有脱离理性选择的基本方法，而是以理性 人为基础，通过分析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人与国家 的关系来进一步揭示政治经济规律。这是以前的新古 典经济学无法做到的，因此基于理性选择方法的这些 学术发展被称作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 常常以宏观分析单位为基础、以宏观过程为分析 对象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比较历史研究在理性选择方 法的崛起过程中确实也面临着挑战。但与定量研究的 挑战不同，宏观分析单位并非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比较 历史研究的核心价值，而宏观过程与理性选择方法所 提供的微观基础不但不一定矛盾，还有可能互补。因 此，理性选择方法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被比较 政治经济学和比较历史研究双双吸纳。比较政治经济 学受政治学的影响，对不同理论和方法一直保持着开 放的态度。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理 论视角，是对以国家、社会、制度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的一个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一些理性选择学者同样 认为理性选择方法与比较历史研究也可以互补。比如 莱维 ( Levi) 就认为比较历史案例在不同的环境里分 析理性人在限制条件下的战略互动，可以进一步加强 理性选择研究。［18］她称其为 “比较历史的理性选择” (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ational choice) 。莱维的实际 研究也在探索理性选择方法与比较历史研究的结合。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