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间关联利益看国家安全 105 域难以实现合作是因为在安全领域，国家遭受背叛的代价太大。巨大的风险和代价让国家之 间难以在安全领域实现合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国际关系的现实不像一个人处于 自然状态时那样污秽、野蛮和短暂。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不像自然状态的人那样脆弱。”[6在 自然状态下，人很容易被他人伤害或者杀害，而在当代的世界政治中，国家却并非如此脆弱， 对大国而言尤其如此。连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也坦言：“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消 亡率非常低。在19世纪下半期，仅有四个国家灭亡了，它们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 帝汶。在竞争的经济体系中，很多企业倒闭破产，而在国际体系中，却罕见国家灭亡。”[即便 在安全领域，大国也并非像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那样脆弱。大国间在政治经济领域长期的 互动不仅需要大国有能力报复对手的背叛行为，同时还要持有良善的、宽容的策略。[因此， 世界政治的变化促使我们要重新思考国家生存途径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 其次，大国的利益半径在扩大。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兴国家跻身大国俱乐部的成本和门 槛更高；大国对世界政治发挥的影响更为显著；大国的权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在空间上得 到极大的扩展。沃尔兹用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来比附国际体系。沃尔兹宣称，正如完全竞 争条件下众多公司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价格的制定者；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受到一个超出 自身控制的国际结构影响。但是，现代国际结构恰恰不同于微观经济学完全竞争的结构，而 类似于寡头竞争的结构。各个寡头都可以是“价格制定者”(price maker),而不仅仅是价格接 受者(price taker)。换句话来讲，大国的选择可以重塑世界政治；反过来，世界政治的大国也 会受到自身行为的影响。由于大国的权力投射更广，以往和自身国家利益无关的安排，包括 竞争对手的利益和地缘上遥不可及的国家的利益，现在都可能影响到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 济格局，进而影响自身的安全。 基于当代世界政治的这两个新特点，即大国并非高度脆弱；大国利益半径在扩大。因此， 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探讨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时就需要关注竞争者的生存与基本利益， 这是“关联利益”(complementary interests)。它既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强调的“绝对收益”，也不同 于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强调的“相对收益”。由于大国高度卷入世界政治，被其压垮的国家的利 益也很可能是它自己的利益。 本文试图指出，正是由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俄罗斯债务和援助问题上无所作为，加剧 了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困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导致了其国内政治困局，也使得俄罗斯民 众和精英对西方国家的认知越来越负面，美国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这与二战结束以 后，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即便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的国家 利益也存在关联性。讨论国家利益的时候要超越“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传统限制。大 国的对外经济战略需要关注与其他大国，包括竞争对手的“关联利益”。 二、背负债务负担的俄罗斯改革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政府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外汇储备枯竭、国内通货膨胀、社 会陷入恐慌等。在1991年末的冬天，俄罗斯出现粮食短缺，俄国民众开始面临挨饿的危险。【1 尽管如此，俄罗斯的领导人对改革抱有很大的信心。俄罗斯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 NORTHEAST ASIA FORUMNORTHEAST ASIA FORUM 从大国间关联利益看国家安全 域难以实现合作是因为在安全领域，国家遭受背叛的代价太大。巨大的风险和代价让国家之 间难以在安全领域实现合作。［5］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国际关系的现实不像一个人处于 自然状态时那样污秽、野蛮和短暂。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不像自然状态的人那样脆弱。”［6］ 在 自然状态下，人很容易被他人伤害或者杀害，而在当代的世界政治中，国家却并非如此脆弱， 对大国而言尤其如此。连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也坦言：“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消 亡率非常低。在 19 世纪下半期，仅有四个国家灭亡了，它们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 帝汶。在竞争的经济体系中，很多企业倒闭破产，而在国际体系中，却罕见国家灭亡。”［7］ 即便 在安全领域，大国也并非像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那样脆弱。大国间在政治经济领域长期的 互动不仅需要大国有能力报复对手的背叛行为，同时还要持有良善的、宽容的策略。［8］ 因此， 世界政治的变化促使我们要重新思考国家生存途径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 其次，大国的利益半径在扩大。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兴国家跻身大国俱乐部的成本和门 槛更高；大国对世界政治发挥的影响更为显著；大国的权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在空间上得 到极大的扩展。沃尔兹用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来比附国际体系。沃尔兹宣称，正如完全竞 争条件下众多公司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价格的制定者；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受到一个超出 自身控制的国际结构影响。但是，现代国际结构恰恰不同于微观经济学完全竞争的结构，而 类似于寡头竞争的结构。各个寡头都可以是“价格制定者”（price maker），而不仅仅是价格接 受者（price taker）。［9］ 换句话来讲，大国的选择可以重塑世界政治；反过来，世界政治的大国也 会受到自身行为的影响。由于大国的权力投射更广，以往和自身国家利益无关的安排，包括 竞争对手的利益和地缘上遥不可及的国家的利益，现在都可能影响到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 济格局，进而影响自身的安全。 基于当代世界政治的这两个新特点，即大国并非高度脆弱；大国利益半径在扩大。因此， 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探讨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时就需要关注竞争者的生存与基本利益， 这是“关联利益”（complementary interests）。它既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强调的“绝对收益”，也不同 于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强调的“相对收益”。由于大国高度卷入世界政治，被其压垮的国家的利 益也很可能是它自己的利益。 本文试图指出，正是由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俄罗斯债务和援助问题上无所作为，加剧 了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困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导致了其国内政治困局，也使得俄罗斯民 众和精英对西方国家的认知越来越负面，美国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这与二战结束以 后，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即便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的国家 利益也存在关联性。讨论国家利益的时候要超越“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传统限制。大 国的对外经济战略需要关注与其他大国，包括竞争对手的“关联利益”。 二、背负债务负担的俄罗斯改革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俄罗斯政府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外汇储备枯竭、国内通货膨胀、社 会陷入恐慌等。在 1991 年末的冬天，俄罗斯出现粮食短缺，俄国民众开始面临挨饿的危险。［10］ 尽管如此，俄罗斯的领导人对改革抱有很大的信心。俄罗斯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