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5年第3期 必要性。可以说,中国特色的法治理论是防御性的,缺乏建构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对来 自西方的法理不知所措而选择的抵御措施。这在逻辑上有两个方面的修辞意味:一是承认自己理论的 防御地位,不准备用这个理论向世界传播,因为,这种理论只适用于中国,不具备文化的侵略性,这在整 体上也属于韬光养晦在理论研究上的不自觉运用;二是用特色理论来解释说明当下的问题,意味着我们 消费不起西方的法理,我们需要自己的特色,不能走西方法治的老路,但实际上我们又不能拒绝西方的 文明。这说明,法治之理在整体上还不是中国政治人所能消费的对象。清末民国之初,面对法治被蹂躏 的现实,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资格实施法治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实施法治需要一定的法理基础, 只是对于西方法理我们不能照单全收,但也不能以特色论来抗衡西方法理的普世性。这意味着我们的 法理学研究还很幼稚,离智库建设的目标还很远。等于是自己承认没有足够的理论自信与勇气与西方 的法治理论相抗衡,只能是有选择地吸收。 其次,过度强调特色论与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的现状是不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的法理或者法 治理论所对抗的是来自西方的法理学。所面对的问题意识是,在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法治模式或法学理 论,法治中国建设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能被西方顽固势力所左右。现在的现实问题是:不是特色论没有 道理,而是特色论仅仅是“政治”言辞,而没有系统的理论。特色论似乎是一个防洪堤,只是用来堵塞西 方法理或法治的潮流。我们如此分析,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错了,而是这些特色论的坚持 者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深入研究。光讲特色而没有给特色筑起雄厚的理论根基。有 个判断一直使中国法理学者耿耿于怀,但基本是针对特色论的侧面回应。那就是曾经有学者断言在中 国根本就没有中国法学或中国法理学,中国现有的法学基本是西方法学(或法理学)在中国。过去,我 们常嘲讽在民法学中“言必称罗马”,而今天在法理学中则存在着言必称德沃金、哈特、波斯纳等等。因 而断定所谓的中国法学实际上是汉字化的西方法学。在这种法学中,所谓“特色”只是一种修辞意义的 点缀。现在法理学基本是用汉字表述的西方法理学。这里面,既没有承继中国的文化之根,也没有连接 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所言说的是通过翻译传输过来的西方法学,而对于传来的西方法学我们只有大面 积地吸收,而没有嵌入相应的中国文化,更没有进行深入灵魂的深刻透视。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一方 面强调中国特色,但另一方面又没有特色。所有的特色都集中在政治立场上的某些坚持,而对这种坚持 又缺乏必要的逻辑论证。在这种法理学中,中国学者缺少自主性的贡献,所进行的工作基本是翻译或简 单地比较,而没有进行认真反思。这种理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导,只能是政治立场的指导,而没有实 现路径的方法论上的指引。我们的法学理论中缺少关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原理。 再次,在解决中国法理学为中国法治服务的问题上,中国的法理学者一直处在困惑之中。现实的政 治人也在拷问:中国的法理学是在为西方人拓展学术、传承学术思想,还是为中国人创建新的学科?由 于中国法哲学缺乏中国的根基,并且在很多研究中只有知识论,而没有中国问题意识,大量的被视为中 国法理学学术的基本观点、知识原理好像西方飘来的“野魂”,总是难以融入中国现实社会,难以得到中 国政治、社会和其他学科的承认,成了学术圈子里面纯粹用于争论的材料。很多观点用来自我欣赏还 好,但一旦触及社会生活就显得微不足道,难以令人信服。我们的研究缺少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的研究 旨趣。没有从对西方法理的学习中收获对自己社会的解释、分析与批判。虽然有学者朝着这个方面努 力,但是得出的结论也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北京大学李贵连教授提出:中国自古就是法治国家。然而这 里的“法治”是指西方的法治,还是在中国有独特含义的法治?我想作者很清楚中国古代法治与现代法 治有很大的区别,之所以说中国古代的人治就是法治,表明作者是在为现在的法治寻找中国文化之根 并且,该书序的作者王志强认为,李贵连教授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对法治’概念的神圣化和简单西方 式定义,在更一般意义上适用于中国语境。这好像是把法治融进了中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来自 于西方的法理简单包装为中国固有的传统知识以后,我们该如何使用法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在法哲学 中因袭传统中国文化的因素能否使特色论解压?“西方法学在中国”意味着中国法理学学者找不到这 学科的中国文化之根和学术之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法理学者出现身份焦虑,难以确定学科的任务 和使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最后,在“中国特色”的理论问题上,所存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中国特色的问题,关键是对此特色的 4必要性。可以说，中国特色的法治理论是防御性的，缺乏建构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对来 自西方的法理不知所措而选择的抵御措施。这在逻辑上有两个方面的修辞意味：一是承认自己理论的 防御地位，不准备用这个理论向世界传播，因为，这种理论只适用于中国，不具备文化的侵略性，这在整 体上也属于韬光养晦在理论研究上的不自觉运用；二是用特色理论来解释说明当下的问题，意味着我们 消费不起西方的法理，我们需要自己的特色，不能走西方法治的老路，但实际上我们又不能拒绝西方的 文明。这说明，法治之理在整体上还不是中国政治人所能消费的对象。清末民国之初，面对法治被蹂躏 的现实，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资格实施法治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实施法治需要一定的法理基础， 只是对于西方法理我们不能照单全收，但也不能以特色论来抗衡西方法理的普世性。这意味着我们的 法理学研究还很幼稚，离智库建设的目标还很远。等于是自己承认没有足够的理论自信与勇气与西方 的法治理论相抗衡，只能是有选择地吸收。 其次，过度强调特色论与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的现状是不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的法理或者法 治理论所对抗的是来自西方的法理学。所面对的问题意识是，在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法治模式或法学理 论，法治中国建设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能被西方顽固势力所左右。现在的现实问题是：不是特色论没有 道理，而是特色论仅仅是“政治”言辞，而没有系统的理论。特色论似乎是一个防洪堤，只是用来堵塞西 方法理或法治的潮流。我们如此分析，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错了，而是这些特色论的坚持 者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深入研究。光讲特色而没有给特色筑起雄厚的理论根基。有一 个判断一直使中国法理学者耿耿于怀，但基本是针对特色论的侧面回应。那就是曾经有学者断言在中 国根本就没有中国法学或中国法理学，中国现有的法学基本是西方法学（或法理学）在中国。过去，我 们常嘲讽在民法学中“言必称罗马”，而今天在法理学中则存在着言必称德沃金、哈特、波斯纳等等。因 而断定所谓的中国法学实际上是汉字化的西方法学。在这种法学中，所谓“特色”只是一种修辞意义的 点缀。现在法理学基本是用汉字表述的西方法理学。这里面，既没有承继中国的文化之根，也没有连接 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所言说的是通过翻译传输过来的西方法学，而对于传来的西方法学我们只有大面 积地吸收，而没有嵌入相应的中国文化，更没有进行深入灵魂的深刻透视。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一方 面强调中国特色，但另一方面又没有特色。所有的特色都集中在政治立场上的某些坚持，而对这种坚持 又缺乏必要的逻辑论证。在这种法理学中，中国学者缺少自主性的贡献，所进行的工作基本是翻译或简 单地比较，而没有进行认真反思。这种理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导，只能是政治立场的指导，而没有实 现路径的方法论上的指引。我们的法学理论中缺少关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原理。 再次，在解决中国法理学为中国法治服务的问题上，中国的法理学者一直处在困惑之中。现实的政 治人也在拷问：中国的法理学是在为西方人拓展学术、传承学术思想，还是为中国人创建新的学科？由 于中国法哲学缺乏中国的根基，并且在很多研究中只有知识论，而没有中国问题意识，大量的被视为中 国法理学学术的基本观点、知识原理好像西方飘来的“野魂”，总是难以融入中国现实社会，难以得到中 国政治、社会和其他学科的承认，成了学术圈子里面纯粹用于争论的材料。很多观点用来自我欣赏还 好，但一旦触及社会生活就显得微不足道，难以令人信服。我们的研究缺少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的研究 旨趣。没有从对西方法理的学习中收获对自己社会的解释、分析与批判。虽然有学者朝着这个方面努 力，但是得出的结论也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北京大学李贵连教授提出：中国自古就是法治国家。然而这 里的“法治”是指西方的法治，还是在中国有独特含义的法治？我想作者很清楚中国古代法治与现代法 治有很大的区别，之所以说中国古代的人治就是法治，表明作者是在为现在的法治寻找中国文化之根。 并且，该书序的作者王志强认为，李贵连教授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对‘法治’概念的神圣化和简单西方 式定义，在更一般意义上适用于中国语境。”［４］ 这好像是把法治融进了中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来自 于西方的法理简单包装为中国固有的传统知识以后，我们该如何使用法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在法哲学 中因袭传统中国文化的因素能否使特色论解压？“西方法学在中国”意味着中国法理学学者找不到这 一学科的中国文化之根和学术之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法理学者出现身份焦虑，难以确定学科的任务 和使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最后，在“中国特色”的理论问题上，所存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中国特色的问题，关键是对此特色的 ４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