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化应用过程的经济效率提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源于合作技术、环境、制度等多方面原因,导 致了合作的失败或是低效,造成资源的浪费。 大学研发功能主要定位于基础研究阶段,而在研发的后端,主要由企业等主体来推动。发展中国 家的大学已基本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相似的功能,在研究开发阶段发挥显著功能,但在创新扩散阶段及 整体效率提升方面,创新主体功能并未发挥作用 2.创新支撑子系统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对经济效率和整体效率的提 升均有促进作用。由教育所带来的人口素质能力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促进了创新科技成果的扩散与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为后发国家跨越式追赶提供了可能。对发展中 国家而言,由于创新资源的稀缺,国家教育经费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国家科研经费的支出。因 此,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与技术效率间有显著负相关关系是可以理解的。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中各种要素流动的载体,国家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体 系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发达国家而言,基础设施的完善更多的是促进创新活动成果的转化与 扩散,而不是专利和论文的直接产出。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即“公路密度”对于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效率的提升,以及创新经济产出的转化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一是发展中国家尚未过渡到通过创新 网络链接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促进创新效率提高的阶段。二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资源的挤占 效应,短期内对公路建设的投资往往牺牲了研发活动的整体效益。 风险资本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经济效率的提升,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是一致的。与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风险资本强度”并未与发展中国家综合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事实上,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风险投资活动的起步较晚,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水平还不 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程度还很低,与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支持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的现状 相比,存在很大差距,风险投资的发展尚不足以支撑创新体系整体效率的提升。 3.创新环境子系统中,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在发达国家中,尤其是在经济效率和综合效率阶段,均 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在技术效率转化阶段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研发的主要资助对象为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而对企业资助相对较少。发达国家的企业研发活动与高校研发活动均促进了创新 技术效率提升,而创新成果的扩散与经济产出转化则主要由企业推动。由政府出资的研发活动往往 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容易造成资源浪费,降低系统整体效率。发展中国家政府资助对提髙技术效率 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对经济效率和综合效率则无显著影响。 知识产权是科学、技术、文化达到一定高度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政府通过法律来保障发明者从 其发明中获利,有效地激发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过度的保护往往会限制新思想的传播和创新扩散。 对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于增长专利产出,而且对于保护创新成果,促进创新成果的转 化,实现其商业化价值,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专利保护更多地表现为对 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尤其在创新扩散阶段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见,专利保护的实施应符合国家的 发展阶段,不能一味的效仿。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制度促进了国家创新科技产出效率。而发展中 国家在创新活动的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由于贸易保护制度减少了产品间的有效竞争,保护了幼稚和低 效企业的发展,降低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效率。 4.创新体系链接流中,人才流动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并且更多地表现 为研发阶段的负效应。由于创新研发活动为长期的持续性的研究开发工作,承担着较大的风险,人才 流动往往会引起研发活动的提前终止,不利于研发经验的积累。对发达国家而言,人员的流动在技术 效率产出阶段的负效应远远小于发展中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发达国家人才流动对持续性创新 的影响作用更小。 发达国家的FDI流入对创新体系的经济效率有显著负相关关系。然而整体而言,FDI流入对发化应用过程的经济效率提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源于合作技术、环境、制度等多方面原因，导 致了合作的失败或是低效，造成资源的浪费。 大学研发功能主要定位于基础研究阶段，而在研发的后端，主要由企业等主体来推动。发展中国 家的大学已基本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相似的功能，在研究开发阶段发挥显著功能，但在创新扩散阶段及 整体效率提升方面，创新主体功能并未发挥作用。 ２．创新支撑子系统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对经济效率和整体效率的提 升均有促进作用。由教育所带来的人口素质能力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促进了创新科技成果的扩散与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为后发国家跨越式追赶提供了可能。对发展中 国家而言，由于创新资源的稀缺，国家教育经费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国家科研经费的支出。因 此，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与技术效率间有显著负相关关系是可以理解的。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中各种要素流动的载体，国家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体 系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发达国家而言，基础设施的完善更多的是促进创新活动成果的转化与 扩散，而不是专利和论文的直接产出。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即“公路密度”对于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效率的提升，以及创新经济产出的转化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一是发展中国家尚未过渡到通过创新 网络链接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促进创新效率提高的阶段。二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资源的挤占 效应，短期内对公路建设的投资往往牺牲了研发活动的整体效益。 风险资本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经济效率的提升，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是一致的。与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风险资本强度”并未与发展中国家综合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事实上，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风险投资活动的起步较晚，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水平还不 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程度还很低，与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支持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的现状 相比，存在很大差距，风险投资的发展尚不足以支撑创新体系整体效率的提升。 ３．创新环境子系统中，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在发达国家中，尤其是在经济效率和综合效率阶段，均 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在技术效率转化阶段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研发的主要资助对象为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而对企业资助相对较少。发达国家的企业研发活动与高校研发活动均促进了创新 技术效率提升，而创新成果的扩散与经济产出转化则主要由企业推动。由政府出资的研发活动往往 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容易造成资源浪费，降低系统整体效率。发展中国家政府资助对提高技术效率 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对经济效率和综合效率则无显著影响。 知识产权是科学、技术、文化达到一定高度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政府通过法律来保障发明者从 其发明中获利，有效地激发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过度的保护往往会限制新思想的传播和创新扩散。 对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于增长专利产出，而且对于保护创新成果，促进创新成果的转 化，实现其商业化价值，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专利保护更多地表现为对 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尤其在创新扩散阶段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见，专利保护的实施应符合国家的 发展阶段，不能一味的效仿。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制度促进了国家创新科技产出效率。而发展中 国家在创新活动的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由于贸易保护制度减少了产品间的有效竞争，保护了幼稚和低 效企业的发展，降低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效率。 ４．创新体系链接流中，人才流动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并且更多地表现 为研发阶段的负效应。由于创新研发活动为长期的持续性的研究开发工作，承担着较大的风险，人才 流动往往会引起研发活动的提前终止，不利于研发经验的积累。对发达国家而言，人员的流动在技术 效率产出阶段的负效应远远小于发展中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发达国家人才流动对持续性创新 的影响作用更小。 发达国家的 ＦＤＩ流入对创新体系的经济效率有显著负相关关系。然而整体而言，ＦＤＩ流入对发 ·１４８·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