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PULATION JOURNAL 同途径满足包括住房在内的消费需求的人群间的差异,以及住房产权拥有者和房屋租赁居住者之间 的不断扩大的财富差异。 我国住房层级化现象同样非常明显。在改革前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中就存在着因政治权力和 官方身份而形成的显著的住房分层;城市住房体制的改革不仅使原有的住房不均等结构得以传承和 固化,而且形成了新的基于财产的住房分层秩序。42对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户主职业地位高的住户在产权拥有率、购买租赁比、购房能力(特别是购买新建商品房)上均表 现出显著优势;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家庭所拥有的住房往往面积更大、质量更好。目前中国的城 市住房分层结构呈现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 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构成的“三阶五级式”结构。不同类型的住房作为 种符号和标志,传递着居住者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等多方面的信息。住房所有权背后所代表的财 富对社会阶层的认知有重要影响;住房财富的分配不均极有可能恶化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并深化社 会结构的内部冲突。获取住房的方式、住房差异以及住房分层导致的结果往往相互作用,其中职 业、教育、收入和家庭生命周期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青年是一个异质群体,虽然其年龄和资历的限制使其异质性普遍小于一般的成人群体,但是包 括住房在内的青年现有状况奠定了这一群体继续分化和产生更大异质性的基础。青年住房来源的 差异除其个体特征之外,更多反映了其家庭背景差异。如独生子女属性在中国更多反映了青年人其 家庭的经济实力和资源分配能力。在父母经济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作为父母唯一的代际互动对象 城市独生子女可能会得到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独生子女父母更可能为子女提供资金,帮助其购买 住房。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研究假设为:与非独生子女比较,独生子女购买住房的可能性较大。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流动青年已经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可以增加流动者的 人力资本禀赋,但也会损失其在原住地的资源。由于经济条件或者工作稳定性的原因,与本地户籍 人口相比较,流动青年更可能租房居住。这是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婚姻和生育是青年时期的主要任务,会对生活方式及其住房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在中国的传 统习俗和现实情境下,结婚买房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为迎接小生命而准备新的住房也是购买住房的 常见理由。因此我们的第三个研究假设为:初婚已育的青年购买住房的可能性较大 三、数据来源、主要概念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与概念界定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11~12月在北京城区、河北 省保定市、湖北省黄石市、陕西省西安市四地进行的《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査》。四个城市是根据 2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城市独生子女的比例按最接近平均水平原则选取的,具有全国代表 性。调查对象为1975年1月1日至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现有人口(调查时年龄区间为20~34 岁)。调査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式,内容包括经济、家庭、婚育等各个方面。有效样本量为 3282人。 城市青年:指调查时点居住在城市的20-34岁现有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入城市的非户籍 ①该调查受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中国独生子女状况调查分析项目资助。 pag POPULATION 16 JOURNAL ?1994-2015Chirl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POPULATION JOURNAL page 同途径满足包括住房在内的消费需求的人群间的差异，以及住房产权拥有者和房屋租赁居住者之间 的不断扩大的财富差异。［27］ 我国住房层级化现象同样非常明显。在改革前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中就存在着因政治权力和 官方身份而形成的显著的住房分层；城市住房体制的改革不仅使原有的住房不均等结构得以传承和 固化，而且形成了新的基于财产的住房分层秩序。［1］［4］［28］ 对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户主职业地位高的住户在产权拥有率、购买租赁比、购房能力（特别是购买新建商品房）上均表 现出显著优势；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家庭所拥有的住房往往面积更大、质量更好。［29］ 目前中国的城 市住房分层结构呈现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 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构成的“三阶五级式”结构。［30］ 不同类型的住房作为 一种符号和标志，传递着居住者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等多方面的信息。［31］ 住房所有权背后所代表的财 富对社会阶层的认知有重要影响；住房财富的分配不均极有可能恶化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并深化社 会结构的内部冲突。［32］ 获取住房的方式、住房差异以及住房分层导致的结果往往相互作用，其中职 业、教育、收入和家庭生命周期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25］［33］ 青年是一个异质群体，虽然其年龄和资历的限制使其异质性普遍小于一般的成人群体，但是包 括住房在内的青年现有状况奠定了这一群体继续分化和产生更大异质性的基础。青年住房来源的 差异除其个体特征之外，更多反映了其家庭背景差异。如独生子女属性在中国更多反映了青年人其 家庭的经济实力和资源分配能力。在父母经济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作为父母唯一的代际互动对象， 城市独生子女可能会得到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独生子女父母更可能为子女提供资金，帮助其购买 住房。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研究假设为：与非独生子女比较，独生子女购买住房的可能性较大。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流动青年已经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可以增加流动者的 人力资本禀赋，但也会损失其在原住地的资源。由于经济条件或者工作稳定性的原因，与本地户籍 人口相比较，流动青年更可能租房居住。这是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婚姻和生育是青年时期的主要任务，会对生活方式及其住房状况产生直接影响。［33］ 在中国的传 统习俗和现实情境下，结婚买房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为迎接小生命而准备新的住房也是购买住房的 常见理由。因此我们的第三个研究假设为：初婚已育的青年购买住房的可能性较大。 三、数据来源、主要概念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与概念界定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11~12月在北京城区、河北 省保定市、湖北省黄石市、陕西省西安市四地进行的《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①。四个城市是根据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城市独生子女的比例按最接近平均水平原则选取的，具有全国代表 性。调查对象为 1975 年 1 月 1 日至 198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现有人口（调查时年龄区间为 20~34 岁）。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式，内容包括经济、家庭、婚育等各个方面。有效样本量为 3 282人。 城市青年：指调查时点居住在城市的 20~34 岁现有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入城市的非户籍 ① 该调查受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中国独生子女状况调查分析”项目资助。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