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力、财力等政策资源不均衡,政策之间的摩擦成本増高:()政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压 力:等等。由于多数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建设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不协调成本总是会存在的 面对全球化、市场化与WTO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策改革的不协调成本还会继续增加,这 种局势必须是我们所清醒地认识到的。 我们知道,在二元型双轨制公共政策范式的作用下以及公共政策出现大面积耗损导致 不协调成本”迅速增加的情形下,公共权力机构必须而且应当作出策略性回应,从而形成 回应型公共政策创新。公共管理学者格洛威·斯塔林( Grover Starling)认为,回应 ( responsiveness)一词是指公共组织快速了解民众的需求,不仅“回应”民众先前表达的需 求,更应洞识先机,以前瞻主动的行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民众常常批评政府行动迟缓、 犹豫不决、无能为力,便指的是政府的回应力不够。0著名学者俞可平先生也认为,回应 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任的反应,不 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 问题。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由此,回应型公共政策主要表现为政策对外 界的反应能力,对来自政策环境及基层、民众的信息的反馈速度,对公共问题、突发性事件 的应急水平。比如,基于SARS危机所建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基于“孙志 刚事件”由原来的《生活无着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而代之以《生活无 着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些都是回应型公共政策在具体实践中的及时与有 效表达。近几年来,中国公共政策的人性化与文明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公共政策的人本性 与回应性的特点越来越突出,我们可以从艾滋病人可以结婚、取消婚检、结婚离婚无需单位 介绍信、WHO针对娱乐场所的100%使用安全套试点、公务员招考中的“乙肝歧视”突破 等等方面感受出来。如今,阻碍中国人才流动的带有身份歧视的户籍制度已经慢慢消融,而 被认为人才流动另一大阻碍的同样也带有身份歧视的传统人事档案制度也很有必要进行创 新了,因为它有可能成为中国纵深改革中的“瓶颈”或改革木桶原理中“最短的一块木板”。 由此,公共政策要走出转型期的困境,消除“政策硬化症”12,就必须因时而变、适 时创新。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经典定义,创新就是“实施新的组合方式”(新的商品、新的 生产方法、新的市场以及新的组织)。那么,作为社会创新之一的公共政策创新就是基于 旧政策老化失效的情况下,寻求新的政策组合方式,选择成本小、收效快的组合路径,探索 良性的政策替代方案,从而尽量减少不协调成本、摆脱转轨阶段的政策困境,使适应相关制 度环境的、新型的公共政策回到常态社会当中来 三政策创新的转轨路径 在体制转轨的最优路径问题上,经济学者樊纲、胡永泰的《“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 进 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对于政策创新的转轨路径硏究提供了许多有 益的思考。我们知道,“循序渐进”( sequencing)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其目的是尽可能避免 因过激方式而造成损失最大化,从而寻求政策创新的平稳过渡。循序渐进理论的基本内容是 改革政策B应当在改革A完成以后才能实行,B体制的实现以A体制的形成为前提条件。 14政策转轨循序渐进路径可以图示为: 循序渐进:政策A→政策B→政策 图2循序渐进的体制转轨路径 “平行推进”( 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PP)是一个共时性概念,它的目的是尽可能 降低政策创新的“不协调成本”、寻求“改革过程的福利最大化”。所谓“平行推进”,就是 指改革政策A、B、C互为前提、互为条件,改革同时逐步展开,而不是等一个政策改革搞 完再搞另一个政策的改革。“平行推进”的涵义,就在于在各个领域内同时进行这部分的改物力、财力等政策资源不均衡，政策之间的摩擦成本增高；（7）政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压 力；等等。由于多数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建设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不协调成本总是会存在的。 面对全球化、市场化与 WTO 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策改革的不协调成本还会继续增加，这 种局势必须是我们所清醒地认识到的。 我们知道，在二元型双轨制公共政策范式的作用下以及公共政策出现大面积耗损导致 “不协调成本”迅速增加的情形下，公共权力机构必须而且应当作出策略性回应，从而形成 回应型公共政策创新。公共管理学者格洛威•斯塔林（Grover Starling）认为，回应 （responsiveness）一词是指公共组织快速了解民众的需求，不仅“回应”民众先前表达的需 求，更应洞识先机，以前瞻主动的行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民众常常批评政府行动迟缓、 犹豫不决、无能为力，便指的是政府的回应力不够。[10]著名学者俞可平先生也认为，回应 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任的反应，不 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 问题。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11]。由此，回应型公共政策主要表现为政策对外 界的反应能力，对来自政策环境及基层、民众的信息的反馈速度，对公共问题、突发性事件 的应急水平。比如，基于 SARS 危机所建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基于“孙志 刚事件”由原来的《生活无着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而代之以《生活无 着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些都是回应型公共政策在具体实践中的及时与有 效表达。近几年来，中国公共政策的人性化与文明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公共政策的人本性 与回应性的特点越来越突出，我们可以从艾滋病人可以结婚、取消婚检、结婚离婚无需单位 介绍信、WHO 针对娱乐场所的 100％使用安全套试点、公务员招考中的“乙肝歧视”突破 等等方面感受出来。如今，阻碍中国人才流动的带有身份歧视的户籍制度已经慢慢消融，而 被认为人才流动另一大阻碍的同样也带有身份歧视的传统人事档案制度也很有必要进行创 新了，因为它有可能成为中国纵深改革中的“瓶颈”或改革木桶原理中“最短的一块木板”。 由此，公共政策要走出转型期的困境，消除“政策硬化症”[12]，就必须因时而变、适 时创新。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经典定义，创新就是“实施新的组合方式”（新的商品、新的 生产方法、新的市场以及新的组织）。[13]那么，作为社会创新之一的公共政策创新就是基于 旧政策老化失效的情况下，寻求新的政策组合方式，选择成本小、收效快的组合路径，探索 良性的政策替代方案，从而尽量减少不协调成本、摆脱转轨阶段的政策困境，使适应相关制 度环境的、新型的公共政策回到常态社会当中来。 三 政策创新的转轨路径 在体制转轨的最优路径问题上，经济学者樊纲、胡永泰的《“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 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对于政策创新的转轨路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 益的思考。我们知道，“循序渐进”（sequencing）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其目的是尽可能避免 因过激方式而造成损失最大化，从而寻求政策创新的平稳过渡。循序渐进理论的基本内容是： 改革政策 B 应当在改革 A 完成以后才能实行，B 体制的实现以 A 体制的形成为前提条件。 [14]政策转轨循序渐进路径可以图示为： 循序渐进：政策 A→政策 B→政策 C 图 2 循序渐进的体制转轨路径 “平行推进”（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PPP）是一个共时性概念，它的目的是尽可能 降低政策创新的“不协调成本”、寻求“改革过程的福利最大化”。所谓“平行推进”，就是 指改革政策 A、B、C 互为前提、互为条件，改革同时逐步展开，而不是等一个政策改革搞 完再搞另一个政策的改革。“平行推进”的涵义，就在于在各个领域内同时进行这部分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