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篇幅限制,引文只节选主要观点。不难发现,杨先生推论的思路是:因为,归纳与推演都 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是要摆脱“天人合一”观念:而中国 由于《易经》精神的影响,只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具有“天人合一”观念;所以,近代科 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跟《易经》有密切的关系。我认为,这样的推论是很值得商榷的, 因为事实上并不能把中国传统里无推演法和有“天人合一”观念的原因归结于《易经》。理 由很简单:第一,杨先生既已认识到“归纳与推演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而 “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就只须把近代科学不在中国萌生的原因归结于“无 推演法”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考虑其它因素。第二,既然认为“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 思维方法”,就是说中国在《易经》产生之前和之后都无推演法,那么中国无推演法的原因 就应该与《易经》无关。换言之,如果杨先生能够推证中国在《易经》产生之前有推演法, 那么再把先秦以来中国无推演法的原因推给《易经》,才是有些合理的。第三,即使中国近 代科学落后与具有“天人合一”观念相关,也不能只怪罪《易经》。史前时期,这种观念就 已经存在,这是有考古依据的——“1979年,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发现了一处新 石器时代的石刻岩画,该岩画刻在海拔20米的黑色岩石上,长22米,宽15米。岩画上刻 有各种星云图和植物人面图形,其中星云图刻有太阳和月亮的图形……这极有可能是中国原 始人类具有天人相应萌芽观念的一个标志……总之,原始人在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当中已不同 程度地反映出一种天人相应或人与自然相应思想的萌芽”6-8083。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 观念基本上被诸子百家们所承受,这是有文献依据的——除了《诗》、《书》、《礼》、《易》、 《春秋》等早期经典外,《易传》、《春秋三传》、《老子》、《庄子》、《管子》、《孟子》、《荀 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先秦典籍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天人合一”观念的烙印。从某种意 义上说,“天人合一”的观念乃是华夏祖先与生俱来的共同的思想观念,并非源自《易经》 所开创的思想体系。而“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儒家思想的主导,乃至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 体制社会的主导观念,也不是《易经》成为儒家“群经之首”而导致的,主要还是由《春秋》 这部经典的“微言大义”所致的。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在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中,以儒家 宗天重民思想为核心,引入阴阳五行说,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等观念熔铸成一个完整 的“天人感应”式的宗法神学系统,才使得“天人合一”的观念得以广泛的流行。从这个过 程来看,《易经》所体现的“天人合一”既不是思想源头,也不是占主导地位和最有特色的 依此而论,倘若“天人合一”观念果真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也不能归咎于《易经》 本身,只能怪罪我们的老祖宗偏偏都嗜好“天人合一”而始终不变。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明《易经》与推演法、“天人合一”观念的有无没有必然的联系, 由此可证杨振宁先生所持观点“《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 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能成立的 、《易经》影响与近代科学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章,就传说伏羲氏观物取象“始作八卦”之后,便开始观象制器 作结绳而为网罟 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伏羲去世后,神农氏、黄帝、尧、舜氏等人又继续根据《易经》 卦象发明制作许多器具。可以说,在《易经》文本完整成型之前,《易》卦的思维方式就影 响了中华文化的文明进程。《易经》文本出现之后,其影响与日俱增,在周秦时期就是主要 的经典之一,在西汉时期就被确立为儒家的“群经之首”,一直到现在其影响力没有减退 在《易经》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算术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根据史实来看,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对的。但 是“这个影响”与近代科学的萌生有何关系呢?杨先生认为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5 因篇幅限制，引文只节选主要观点。不难发现，杨先生推论的思路是：因为，归纳与推演都 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是要摆脱“天人合一”观念；而中国 由于《易经》精神的影响，只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具有“天人合一”观念；所以，近代科 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跟《易经》有密切的关系。我认为，这样的推论是很值得商榷的， 因为事实上并不能把中国传统里无推演法和有“天人合一”观念的原因归结于《易经》。理 由很简单：第一，杨先生既已认识到“归纳与推演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而 “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就只须把近代科学不在中国萌生的原因归结于“无 推演法”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考虑其它因素。第二，既然认为“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 思维方法”，就是说中国在《易经》产生之前和之后都无推演法，那么中国无推演法的原因 就应该与《易经》无关。换言之，如果杨先生能够推证中国在《易经》产生之前有推演法， 那么再把先秦以来中国无推演法的原因推给《易经》，才是有些合理的。第三，即使中国近 代科学落后与具有“天人合一”观念相关，也不能只怪罪《易经》。史前时期，这种观念就 已经存在，这是有考古依据的——“1979 年，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发现了一处新 石器时代的石刻岩画，该岩画刻在海拔 20 米的黑色岩石上，长 22 米，宽 15 米。岩画上刻 有各种星云图和植物人面图形，其中星云图刻有太阳和月亮的图形……这极有可能是中国原 始人类具有天人相应萌芽观念的一个标志……总之，原始人在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当中已不同 程度地反映出一种天人相应或人与自然相应思想的萌芽”[6 —P80-82]。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 观念基本上被诸子百家们所承受，这是有文献依据的——除了《诗》、《书》、《礼》、《易》、 《春秋》等早期经典外，《易传》、《春秋三传》、《老子》、《庄子》、《管子》、《孟子》、《荀 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先秦典籍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天人合一”观念的烙印。从某种意 义上说，“天人合一”的观念乃是华夏祖先与生俱来的共同的思想观念，并非源自《易经》 所开创的思想体系。而“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儒家思想的主导，乃至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 体制社会的主导观念，也不是《易经》成为儒家“群经之首”而导致的，主要还是由《春秋》 这部经典的“微言大义”所致的。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在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中，以儒家 宗天重民思想为核心，引入阴阳五行说，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等观念熔铸成一个完整 的“天人感应”式的宗法神学系统，才使得“天人合一”的观念得以广泛的流行。从这个过 程来看，《易经》所体现的“天人合一”既不是思想源头，也不是占主导地位和最有特色的。 依此而论，倘若“天人合一”观念果真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也不能归咎于《易经》 本身，只能怪罪我们的老祖宗偏偏都嗜好“天人合一”而始终不变。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明《易经》与推演法、“天人合一”观念的有无没有必然的联系， 由此可证杨振宁先生所持观点“《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 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能成立的。 三、《易经》影响与近代科学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一章，就传说伏羲氏观物取象“始作八卦”之后，便开始观象制器——“作结绳而为网罟， 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伏羲去世后，神农氏、黄帝、尧、舜氏等人又继续根据《易经》 卦象发明制作许多器具。可以说，在《易经》文本完整成型之前，《易》卦的思维方式就影 响了中华文化的文明进程。《易经》文本出现之后，其影响与日俱增，在周秦时期就是主要 的经典之一，在西汉时期就被确立为儒家的“群经之首”，一直到现在其影响力没有减退。 在《易经》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算术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根据史实来看，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对的。但 是“这个影响”与近代科学的萌生有何关系呢？杨先生认为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