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一1849年) 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 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 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 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型的 行动党了。但是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 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目的也不在这里。 当我们到达科隆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派人土，部分地也由 共产主义者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 的，即科隆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 于有马克思)在24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 不过我们作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编辑部。此人只 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第2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 当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科隆，而不是柏林。首先，科隆是莱 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5而保持 有现代法的观念，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大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 德国最先进的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 知道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行动上怯懦的奴 颜婢膝的小资产阶级，有发展程度极低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 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柏林仅仅作为一个“京城”所具有 的一切特点。但是，关键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普鲁士邦法6， 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地区实行的则是拿 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查制度，法典中根本没有涉及报刊 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 种犯罪行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的施勒弗尔为了一点小事就 被判处一年徒刑？，而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 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４ 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 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 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 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型的 行动党了。但是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 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目的也不在这里。 当我们到达科隆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派人士，部分地也由 共产主义者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 的，即科隆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 于有马克思）在 ２４ 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 不过我们作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编辑部。此人只 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第 ２ 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 当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科隆，而不是柏林。首先，科隆是莱 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５ 而保持 有现代法的观念，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大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 德国最先进的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 知道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行动上怯懦的奴 颜婢膝的小资产阶级，有发展程度极低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 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柏林仅仅作为一个“京城”所具有 的一切特点。但是，关键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普鲁士邦法６ ， 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地区实行的则是拿 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查制度，法典中根本没有涉及报刊 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 种犯罪行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的施勒弗尔为了一点小事就 被判处一年徒刑７ ，而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 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