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莱所描述的那种状况:“人们说,我们这一个时代所产生的滔天罪恶是我们的祖先不能 想象的。现在社会所处的状况甚至还不如完全毁灭更好。”Ixi 我们不用一一列举近代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也不用重复指出马克思早就分析过的近代资 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我们只需追问:既然理性具有普遍的道德力量,它为何没有制止那些 罪恶?是它不愿制止那些罪恶还是它根本没有能力制止那些罪恶?如果是它不愿制止,那 就表明理性并不具有道德力量:如果是它根本没有能力制止,那么理性的自信以及启蒙运 动时期四处弥漫的理性的乐观主义情绪就是理性给自身刻意制造的幻觉。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物质财富的增长的确是理性能力得以发挥的结果,并且是理性可以计算的结果,但是, 如果它们不能公正地被广大民众所分享,或者只是成为一部分人进一步压迫和宰制另一部 分人的资本和手段,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有总体上的进步。财富的增加与道德的堕落并不 必然成正比。但如果财富的增加不能与公正地分配财富并行,如果社会的普遍的道德水平 非但不能相应地得到提高反而持续不断地下降,那就谈不上有实质意义的自由与平等,社 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以道德的源头自居,而又无法 承担道德责任,以至于甚至“恶”也在个人自由的名义下大行其道。与此同时,自以为自 由或向往自由的个人,发现自己正受到市场规则的嘲弄。在启蒙运动中,资本主义已开始 确立最低限度的信用原则,但它并没有区分有义之信与无义之信,更没有以有义之信取代 无义之信。“只要出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只要有钱,一切皆可应允”,“只要出 钱,一切皆可兑现”,这就是无义之信的写照。人们告别了无法看见的超然的上帝,但很 快在心中把“金钱”和物欲作为“上帝”,并且,这个新来的上帝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他 的思想与行为。在启蒙运动中,是理性帮他赶走了前面那个超然的上帝,也是理性帮他迎 来了后面那个上帝。因为与理性相伴的那种怀疑与批判精神帮他消除了对一切宗教权威的 迷信。但当理性被视为无所不能时,理性本身也培植了对自身的迷信。因此,我们有理由 像让·鲁瓦一样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任何存在的事物都遵循充分理性的原则,如果世 界在事实上只遵循因果之间的顺承性,如果现实是完全理性的并可解析的,或者至少对我 们自己和以上帝的观点来说是如此,如果恶本身只是表面的而且只是已经完全理性化了的 现实内部的一个异种,那么,人们还有何可为?”[xi 卢梭和康德都敏感地看到作为理性之体现的科学与道德分离的危险,看到知识并不必然包 含道德,知德并不等于行德并且不必然导致行德。启蒙运动曾以理性的怀疑精神为武器, 这种武器本应用于检讨自身才可能有理性的健全。但现实的发展常常出乎思想家的预料 卢梭和康德为解决科学与道德的分离问题提供了今天仍有人信奉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的考莱所描述的那种状况：“人们说，我们这一个时代所产生的滔天罪恶是我们的祖先不能 想象的。现在社会所处的状况甚至还不如完全毁灭更好。”[xxii] 我们不用一一列举近代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也不用重复指出马克思早就分析过的近代资 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我们只需追问：既然理性具有普遍的道德力量，它为何没有制止那些 罪恶？是它不愿制止那些罪恶还是它根本没有能力制止那些罪恶？如果是它不愿制止，那 就表明理性并不具有道德力量；如果是它根本没有能力制止，那么理性的自信以及启蒙运 动时期四处弥漫的理性的乐观主义情绪就是理性给自身刻意制造的幻觉。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物质财富的增长的确是理性能力得以发挥的结果，并且是理性可以计算的结果，但是， 如果它们不能公正地被广大民众所分享，或者只是成为一部分人进一步压迫和宰制另一部 分人的资本和手段，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有总体上的进步。财富的增加与道德的堕落并不 必然成正比。但如果财富的增加不能与公正地分配财富并行，如果社会的普遍的道德水平 非但不能相应地得到提高反而持续不断地下降，那就谈不上有实质意义的自由与平等，社 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以道德的源头自居，而又无法 承担道德责任，以至于甚至“恶”也在个人自由的名义下大行其道。与此同时，自以为自 由或向往自由的个人，发现自己正受到市场规则的嘲弄。在启蒙运动中，资本主义已开始 确立最低限度的信用原则，但它并没有区分有义之信与无义之信，更没有以有义之信取代 无义之信。“只要出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只要有钱，一切皆可应允”，“只要出 钱，一切皆可兑现”，这就是无义之信的写照。人们告别了无法看见的超然的上帝，但很 快在心中把“金钱”和物欲作为“上帝”，并且，这个新来的上帝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他 的思想与行为。在启蒙运动中，是理性帮他赶走了前面那个超然的上帝，也是理性帮他迎 来了后面那个上帝。因为与理性相伴的那种怀疑与批判精神帮他消除了对一切宗教权威的 迷信。但当理性被视为无所不能时，理性本身也培植了对自身的迷信。因此，我们有理由 像让·鲁瓦一样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任何存在的事物都遵循充分理性的原则，如果世 界在事实上只遵循因果之间的顺承性，如果现实是完全理性的并可解析的，或者至少对我 们自己和以上帝的观点来说是如此，如果恶本身只是表面的而且只是已经完全理性化了的 现实内部的一个异种，那么，人们还有何可为？”[xxiii] 卢梭和康德都敏感地看到作为理性之体现的科学与道德分离的危险，看到知识并不必然包 含道德，知德并不等于行德并且不必然导致行德。启蒙运动曾以理性的怀疑精神为武器， 这种武器本应用于检讨自身才可能有理性的健全。但现实的发展常常出乎思想家的预料。 卢梭和康德为解决科学与道德的分离问题提供了今天仍有人信奉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