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变迁方式差异可以解释“李约瑟之谜”,并且还进一步探究了中国未能成功地将技术变迁的方式 转变为依靠近代科学来加以指导的原因。2006年,林毅夫教授在“世界经济发展:澳大利亚和亚 洲主要经济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讨会上发表关于“自宋以来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主题演 讲。在该讲座中,林毅夫教授将其对“李约瑟之谜”问题的研究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加以 整合,第一次把对“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冋”的解释与对“中国奇迹之谜”的解释逻辑一致地 整合在技术变迁和发展战略的统一分析框架之中(林毅夫,1995a;Lin,2008)。22017年10月 27日,林毅夫教授应邀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做第二届李约瑟年度纪念讲座,主题为“李约瑟 之谜和中国的复兴”。在这次讲座中,林毅夫教授进一步使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 分析和解答“李约瑟之谜”。 在这个阶段,尽管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学,但是他也在不断反思宏观经 济理论。当时,对于1988年出现的高通货膨胀,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本应该采取提高名义利 率的办法来进行治理,而当时的政府却以“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办法来治理整顿(这被现代 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是非理性的和无效的)。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思考,促使林毅夫教授逐渐 开始尝试放弃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转而从现象本身出发 来提出理论。后来,林毅夫教授在自我总结时说,在1988年以前,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以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现成观点来观察、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认为他自己在农业 经济学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例子,因为绝大多数的研究是以中国的实证资料来验证主流经济学现 有的理论假说,或者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一点延伸性的工作。他甚至认为,这 一阶段即使说他自己有独创的见解,如退出权假说等,那也只是一些“零敲碎打”的观点。但自 从他真正理解了1988年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看似不合理的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以后,林毅夫教授 开始扬弃凡事皆从现有西方主流理论出发的分析方法,在面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与转型的诸多现象时,换之以“常无”的心态,先想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 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为达成目标如何做出最优选择,即理 性分析的“本体”,再来分析与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利用这个方法,林毅夫教授通过研究 许多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进而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此,我们认为初步 成型阶段至关重要。从此以后,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视野逐步从中国农村扩展至中国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的形成、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领域。 (三)系统阐述阶段 在这个阶段,林毅夫教授开始对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等深层次问题进行独 创性研究,并在研究“中国奇迹”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 论。据林毅夫教授自己回忆,对1988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思考以及岀访印度的经历使其彻底摒弃 了计划经济体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通过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深入洞察和分析以及与各 种不同性质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林毅夫教授(1994)认识到:“导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以及非 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选择政府主导的资源计划配置体制,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绩效低下的根本 原因,是这些国家在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实行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 战略。在此战略下,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为了 ①该研讨会是应 Maddison教授亲自邀请参加其80岁生日而举办。对林毅夫教授而言,这是向世人阐释“李约瑟之谜”的绝佳机会 该文的中文稿发表在《北京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年7月第4卷第4期上,英文稿则发表在(中国经济条志Chm onic owen2008年第1卷第1期上 ③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计划经济的成分并不比中国少,而且印度也有计委,且性质和工作方式与中国的计委相似。 (c)1994-201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变迁方式差异可以解释“李约瑟之谜”，并且还进一步探究了中国未能成功地将技术变迁的方式 转变为依靠近代科学来加以指导的原因。2006 年，林毅夫教授在“世界经济发展：澳大利亚和亚 洲主要经济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讨会上发表关于“自宋以来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主题演 讲。①在该讲座中，林毅夫教授将其对“李约瑟之谜”问题的研究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加以 整合，第一次把对“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问”的解释与对“中国奇迹之谜”的解释逻辑一致地 整合在技术变迁和发展战略的统一分析框架之中（林毅夫，1995a；Lin，2008）。 ② 2017 年 10 月 27 日，林毅夫教授应邀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做第二届李约瑟年度纪念讲座，主题为“李约瑟 之谜和中国的复兴”。在这次讲座中，林毅夫教授进一步使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 分析和解答“李约瑟之谜”。 在这个阶段，尽管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学，但是他也在不断反思宏观经 济理论。当时，对于 1988 年出现的高通货膨胀，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本应该采取提高名义利 率的办法来进行治理，而当时的政府却以“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办法来治理整顿（这被现代 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是非理性的和无效的）。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思考，促使林毅夫教授逐渐 开始尝试放弃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转而从现象本身出发 来提出理论。后来，林毅夫教授在自我总结时说，在 1988 年以前，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以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现成观点来观察、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认为他自己在农业 经济学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例子，因为绝大多数的研究是以中国的实证资料来验证主流经济学现 有的理论假说，或者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一点延伸性的工作。他甚至认为，这 一阶段即使说他自己有独创的见解，如退出权假说等，那也只是一些“零敲碎打”的观点。但自 从他真正理解了 1988 年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看似不合理的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以后，林毅夫教授 开始扬弃凡事皆从现有西方主流理论出发的分析方法，在面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与转型的诸多现象时，换之以“常无”的心态，先想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 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为达成目标如何做出最优选择，即理 性分析的“本体”，再来分析与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利用这个方法，林毅夫教授通过研究 许多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进而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此，我们认为初步 成型阶段至关重要。从此以后，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视野逐步从中国农村扩展至中国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的形成、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领域。 （三）系统阐述阶段 在这个阶段，林毅夫教授开始对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等深层次问题进行独 创性研究，并在研究“中国奇迹”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 论。据林毅夫教授自己回忆，对 1988 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思考以及出访印度的经历使其彻底摒弃 了计划经济体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③通过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深入洞察和分析以及与各 种不同性质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林毅夫教授（1994）认识到：“导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以及非 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选择政府主导的资源计划配置体制，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绩效低下的根本 原因，是这些国家在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实行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 战略。在此战略下，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为了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该研讨会是应 Maddison 教授亲自邀请参加其 80 岁生日而举办。对林毅夫教授而言，这是向世人阐释“李约瑟之谜”的绝佳机会。 ② 该文的中文稿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 7 月第 44 卷第 4 期上，英文稿则发表在《中国经济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2008 年第 1 卷第 1 期上。 ③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计划经济的成分并不比中国少，而且印度也有计委，且性质和工作方式与中国的计委相似。 •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