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2003年,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 房,本想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时炒5套房子被人发 现,因而请项某直接操作。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资金扣除 利息后的收益归我。2004年,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炒 房收入共计有500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助我炒房,收益归我。通过深刻检 讨,我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我没有出具过借条, 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买卖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栖蝶谷”一套 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 不出钱,也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500万元实质上是项某送给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些都是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 糊,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好法非常 重要。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我没有学好法,法律意识 淡薄,是我酿成大错的重要因素之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 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我总以为朋友靠 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 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只要自己不露 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听说有人向纪委举报我,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10%的干 股。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这10%的干股,总价是1000 万元。我相信他们不会说10%的股权是我的,只要吕某不说,就无从可查。而且我 认为,说出来对吕某也没好处。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 织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 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 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如2003年，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 房，本想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时炒5套房子被人发 现，因而请项某直接操作。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资金扣除 利息后的收益归我。2004年，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炒 房收入共计有500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助我炒房，收益归我。通过深刻检 讨，我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我没有出具过借条， 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买卖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栖蝶谷”一套 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 不出钱，也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500万元实质上是项某送给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些都是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 糊，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好法非常 重要。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我没有学好法，法律意识 淡薄，是我酿成大错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 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我总以为朋友靠 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 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只要自己不露 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听说有人向纪委举报我，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10%的干 股。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这10%的干股，总价是1000 万元。我相信他们不会说10%的股权是我的，只要吕某不说，就无从可查。而且我 认为，说出来对吕某也没好处。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 织。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 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 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