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结论是，中国必须实行节育，降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以控制人口总量。 虽然理论界普遍认为避孕是实现计划生育的一项重要而具体的措施，但在节制生育的具体措施上， 对通过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以降低人口增长率，却有不少专家学者持有异议。1957年5月15日卫生 部发出修改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决定放宽对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的限制条件。在5月2425 日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大会生物学部召开的分组会议上，就有许多医学专家对这个通知提出了反对 意见。中国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说人工流产是不科学的，人工流产也不能解决人口增长过多 的问题。她认为，“解决人口增加过多的问题的办法，是提倡避孕，而不是人工流产。”北京儿童医院院 长诸福棠说，人工流产不是预防生育的办法，不能解决人口增长过多的问题，而且发生事故的百分率相 当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院研究员胡经甫说：“这个决定是卫生部的领导人不尊重和不信任科学家 的意见的表现。m5月29日，中华医学会写信给卫生部，反对放宽对人工流产的限制，信中说：中华医 学院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召集专家进行了详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卫生部关于人工流产的指示从医学 观点来说是不妥当的，并要求卫生部重新考虑.【网 这场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通过对关于 中国人口问题的大讨论，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将中国人口政策引入正确的方向，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计 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基调，确定了当代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发展方向。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生育价 值观念随着传统文化的演衍，一代代承接下来，具有很强的惯性作用力。一方面，“多子多福”、“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等生育价值观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历来格守的道德规范，并随着传统文化的承接潜移默 化到具有民族共性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为中华民族基本的心理定势，在中华民族的人口生育行 为中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极具韧性的生育文化在华夏民族整部文明史中始终是塑造中国人口增长机 制的催化剂，至今仍在相当一部分贫穷、落后以及相当的农村地区得以维系继承。另一方面，即使到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传统农耕方式仍属粗放型耕作方式，农业产量的增加除了倚重自然条件外，还有 赖于劳动力不断的追加投入。从而形成了人们的普婚、早婚、早育、多育的生育观念和社会习俗。在这 种氛围下，要推行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如果不事先营造一种浓郁的理论气氛，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通过此期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认识到人口增加太多太快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都不利，要 反对早婚，赞成迟婚，实行有计划地节制生育。因此，通过这场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奠定了当代中国 计划生育的基调，确定了当代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发展方向。 第二，通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讨论这个中间环节，使政府高层关 于人口政策的意向和群众性的计划生育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使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酝酿和实施有了坚 实的群众性基础。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后，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很高的人口增长率，党和国家 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有着非常 高的个人威望他们在国家重大决策中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该时期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国家重大决 策大多是领导者个人意志的体现没有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因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随意性大，缺乏连 贯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在当时全国性计划生育机构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在当时非常落后的通 讯传播工具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对要实施节制生育的指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局限于政府上层范围 内。因此，通过这场人口问题大讨论，相当多的专家、学者在报刊上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讨论性文章，这些 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从而使国家关于人口政策的意向和群众 性的计划生育活动联系起来，使节制生育人口政策取得了实际成效。据统计，自1954年开展节制生育 宣传工作以来，全国印刷了500万册宣传指导避孕的书籍，3000多套避孕挂图和展览图片，700多套避 孕幻灯片。1956年与1954年相比，男性计生药具增长90倍，女性计生药具增长43倍：供应给群众使用 的避孕用品己由4种增加到7种.191956年男性计生药具销量比1955年增加25%，女性计生药具增 加100%。)3》群众性计划生育活动开展起来以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酝酿和实施有了广泛性的群 众性基础。 第三，此时期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理论界对涉及人口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积淀 1994-2015 China Academie Joural Eleetronie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utp://www.et最后结论是 ,中国必须实行节育 ,降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以控制人口总量 。 虽然理论界普遍认为避孕是实现计划生育的一项重要而具体的措施,但在节制生育的具体措施上, 对通过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以降低人口增长率 ,却有不少专家学者持有异议。 1957年 5月 15日卫生 部发出修改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 决定放宽对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的限制条件。在 5月 24、25 日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大会生物学部召开的分组会议上 ,就有许多医学专家对这个通知提出了反对 意见。中国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说, 人工流产是不科学的 ,人工流产也不能解决人口增长过多 的问题 。她认为 , “解决人口增加过多的问题的办法 ,是提倡避孕 ,而不是人工流产 。”北京儿童医院院 长诸福棠说 ,人工流产不是预防生育的办法,不能解决人口增长过多的问题 ,而且发生事故的百分率相 当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院研究员胡经甫说:“这个决定是卫生部的领导人不尊重和不信任科学家 的意见的表现。” [ 17] 5月 29日 ,中华医学会写信给卫生部, 反对放宽对人工流产的限制 ,信中说:中华医 学院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召集专家进行了详细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卫生部关于人工流产的指示从医学 观点来说,是不妥当的 ,并要求卫生部重新考虑 。 [ 18] 这场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 通过对关于 中国人口问题的大讨论,正本清源,明辨是非, 将中国人口政策引入正确的方向, 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计 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基调,确定了当代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生育价 值观念随着传统文化的演衍,一代代承接下来 ,具有很强的惯性作用力 。一方面, “多子多福 ”、“不孝有 三 ,无后为大 ”等生育价值观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历来恪守的道德规范, 并随着传统文化的承接潜移默 化到具有民族共性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 ,积淀为中华民族基本的心理定势 ,在中华民族的人口生育行 为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种极具韧性的生育文化在华夏民族整部文明史中始终是塑造中国人口增长机 制的催化剂 ,至今仍在相当一部分贫穷、落后以及相当的农村地区得以维系继承 。另一方面, 即使到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传统农耕方式仍属粗放型耕作方式 ,农业产量的增加除了倚重自然条件外 ,还有 赖于劳动力不断的追加投入。从而形成了人们的普婚 、早婚、早育、多育的生育观念和社会习俗。在这 种氛围下,要推行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 , 如果不事先营造一种浓郁的理论气氛, 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通过此期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认识到人口增加太多太快, 对国家、对家庭 、对个人都不利, 要 反对早婚,赞成迟婚, 实行有计划地节制生育。因此 ,通过这场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奠定了当代中国 计划生育的基调 ,确定了当代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发展方向。 第二,通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讨论这个中间环节, 使政府高层关 于人口政策的意向和群众性的计划生育活动联系起来 ,从而使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酝酿和实施有了坚 实的群众性基础 。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后, 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很高的人口增长率 ,党和国家 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提倡节育, 要有计划地生育。建国初期,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有着非常 高的个人威望,他们在国家重大决策中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该时期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国家重大决 策大多是领导者个人意志的体现,没有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 因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随意性大 ,缺乏连 贯性和可操作性 。另一方面,在当时全国性计划生育机构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 ,在当时非常落后的通 讯传播工具的条件下 ,党和政府对要实施节制生育的指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局限于政府上层范围 内 。因此,通过这场人口问题大讨论 ,相当多的专家 、学者在报刊上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讨论性文章,这些 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从而使国家关于人口政策的意向和群众 性的计划生育活动联系起来,使节制生育人口政策取得了实际成效。据统计 ,自 1954年开展节制生育 宣传工作以来,全国印刷了 500万册宣传指导避孕的书籍 , 3000多套避孕挂图和展览图片, 700多套避 孕幻灯片。 1956年与 1954年相比 ,男性计生药具增长 90倍,女性计生药具增长 43倍 ;供应给群众使用 的避孕用品已由 4种增加到 7种。 [ 19] 1956年男性计生药具销量比 1955年增加 25%, 女性计生药具增 加 100%。 [ 7] (P13)群众性计划生育活动开展起来以后 , 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酝酿和实施有了广泛性的群 众性基础。 第三,此时期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 ,理论界对涉及人口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积淀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