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以及可用于抵偿的制成品和半成品组成的制造业企业，这都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 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 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 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 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例如，一项克 门达(Commenda)交易的起始收支将决定投入该交易的资产的商定货币价值（就资产 尚未以货币形式存在而言)，而最后的收支将形成一项估价，在最后进行利润和亏损分 配的时候要以这项估价为基础。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一步行动 都要进行核算。真正精确的核算或估价或许并不存在，整个交易过程以纯粹想当然的方 式进行，或只是沿袭原有的、便当的方式进行，一一这一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发生在 所有形式的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企业中。但是。所有这一切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资本主 义获利方式的理智性(rationality)的程度而己。 我们之所以要界定这一术语，就是要说明经济行为在实际上要适合于把货币收入与 货币支出作比较，至于比较的方式多么原始都没有关系。这样，就这种意义而言，资本 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即使是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的），在经济文献允许 我们作判断的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己存在的。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 地中海地区，在中世纪以及在近代，都一直存在着。这些都并非只是孤立的冒险事业， 而是完全依赖于资本主义事业的不断更新，而且甚至是连续运转的经济企业。然而，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别的姑且不谈，贸易就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以持续的方式进行， 而基本上是一系列单独的事业。大商人的行动只是逐渐地取得了某种内在的凝聚（如通 过部门组织等)。总之，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 商的企业家，而是固定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乃是古己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然而，西方却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 还发展出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一直就 有着各种商人，如批发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国际性贸易商人：各种各样的贷款一 直在发放，具备各种职能的银行一直存在着（至少与我们十六世纪的银行相比，可以说 各种职能均已具备)：航海借贷、克门达、交易以及类似（有限、无限）两合公司 (Kommanditgesellschaft)的联合体一直广泛存在，甚至成为持续性商业活动：无论 什么时候，只要公众团体的金钱财源一直存在，就一直会有贷款人出现，如在巴比伦、 希腊、印度、中国、罗马等地。从来都是这些贷款人一直在为战争和海上劫掠提供资金， 为各种合同和开创活动提供资金：从来都是他们一直作为殖民企业家，作为使用奴隶、 或使用直接或间接的强迫劳动的种植园主在制订对外政策时发挥着作用，占有着承租给 他人的领地、行政机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占有着税利：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为政党领 袖参加竞选提供资金，为雇佣军参加内战提供资金：最后，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参与各 种攫取金钱的投机活动，从不放过任何投机机会。这种企业家，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的冒险家在各地都一直存在着。除去买卖、信贷、银行交易之外，他们的活动在过去主 要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和投机的性质，或趋向于凭借武力以获利，尤其是获取劫掠品， 无论这些劫掠品是直接通过战争还是以剥削附属国，长期劫掠其财政收入的形式而取得 的。 企业发家者、大规模投机商、特许权猎取者，这些人的资本主义，以及更为近代的 甚至和平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当然首先是特别热衷于发战争财的那种资本主义），即 使是在现代西方各国，也还带有这种非理性的痕迹：大规模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但仅 仅是某些方面)直到今天也仍然象以往一样，总是与这种非理性成分密切相关。 但是，除此以外，西方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料，以及可用于抵偿的制成品和半成品组成的制造业企业，这都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 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 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 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 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例如，一项克 门达（Commenda ）交易的起始收支将决定投入该交易的资产的商定货币价值（就资产 尚未以货币形式存在而言），而最后的收支将形成一项估价，在最后进行利润和亏损分 配的时候要以这项估价为基础。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一步行动 都要进行核算。真正精确的核算或估价或许并不存在，整个交易过程以纯粹想当然的方 式进行，或只是沿袭原有的、便当的方式进行，——这一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发生在 所有形式的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企业中。但是。所有这一切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资本主 义获利方式的理智性（rationality）的程度而已。 我们之所以要界定这一术语，就是要说明经济行为在实际上要适合于把货币收入与 货币支出作比较，至于比较的方式多么原始都没有关系。这样，就这种意义而言，资本 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即使是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的），在经济文献允许 我们作判断的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 地中海地区，在中世纪以及在近代，都一直存在着。这些都并非只是孤立的冒险事业， 而是完全依赖于资本主义事业的不断更新，而且甚至是连续运转的经济企业。然而，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别的姑且不谈，贸易就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以持续的方式进行， 而基本上是一系列单独的事业。大商人的行动只是逐渐地取得了某种内在的凝聚（如通 过部门组织等）。总之，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 商的企业家，而是固定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然而，西方却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 还发展出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一直就 有着各种商人，如批发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国际性贸易商人；各种各样的贷款一 直在发放，具备各种职能的银行一直存在着（至少与我们十六世纪的银行相比，可以说 各种职能均已具备）；航海借贷、克门达、交易以及类似（有限、无限）两合公司 （Kommanditgesellschaft ）的联合体一直广泛存在，甚至成为持续性商业活动；无论 什么时候，只要公众团体的金钱财源一直存在，就一直会有贷款人出现，如在巴比伦、 希腊、印度、中国、罗马等地。从来都是这些贷款人一直在为战争和海上劫掠提供资金， 为各种合同和开创活动提供资金；从来都是他们一直作为殖民企业家，作为使用奴隶、 或使用直接或间接的强迫劳动的种植园主在制订对外政策时发挥着作用，占有着承租给 他人的领地、行政机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占有着税利；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为政党领 袖参加竞选提供资金，为雇佣军参加内战提供资金；最后，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参与各 种攫取金钱的投机活动，从不放过任何投机机会。这种企业家，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的冒险家在各地都一直存在着。除去买卖、信贷、银行交易之外，他们的活动在过去主 要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和投机的性质，或趋向于凭借武力以获利，尤其是获取劫掠品， 无论这些劫掠品是直接通过战争还是以剥削附属国，长期劫掠其财政收入的形式而取得 的。 企业发家者、大规模投机商、特许权猎取者，这些人的资本主义，以及更为近代的、 甚至和平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当然首先是特别热衷于发战争财的那种资本主义），即 使是在现代西方各国，也还带有这种非理性的痕迹；大规模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但仅 仅是某些方面）直到今天也仍然象以往一样，总是与这种非理性成分密切相关。 但是，除此以外，西方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