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是机智的,他巧妙地避开了在两个极端中进行选择的难题,选取了既非人构成供需关系,所以能够得以 幸免。如果那棵弯弯曲曲的树木,正是伐木人所需要的弯曲树,那它成材,与伐木人构成供需关系,就会 被伐树人砍伐。那只不会叫的鹅,面临着主人要杀一只鹅招待客人,并且主人又不喜欢不会叫的鹅,而想 保留能叫的鹅。在这样的条件下,那只不会叫的鹅,当然难逃厄运了。如果那只不叫的鹅遇到的不是主人 要杀鹅待客,并且主人喜欢不叫的鹅,而讨厌会叫的鹅,那不叫的鹅就不会丧命,或者丧命的可能是那只 会叫的鹅 可见,树和鹅所处的联系不同、条件不同,命运也就不同。任何具体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发 展,又在一定条件下趋于灭亡。因而任何具体的联系无不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条件变了,联系的性质和方 式,也要发生变化。 资料来源:《庄子外篇山木》,方勇注译,中华书局,2010年第1版) 思考讨论题 1、世界上有没有事物能够脱离其他事物而孤立存在? 2、联系究竟是人的主观创造还是客观事物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事物与其他事物产生联系是绝对的吗?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案例文本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 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 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做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 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 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 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那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 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 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 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 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 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晢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査制度祝福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 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一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一一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 实的。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 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 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 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 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 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答是机智的，他巧妙地避开了在两个极端中进行选择的难题，选取了既非人构成供需关系，所以能够得以 幸免。如果那棵弯弯曲曲的树木，正是伐木人所需要的弯曲树，那它成材，与伐木人构成供需关系，就会 被伐树人砍伐。那只不会叫的鹅，面临着主人要杀一只鹅招待客人，并且主人又不喜欢不会叫的鹅，而想 保留能叫的鹅。在这样的条件下，那只不会叫的鹅，当然难逃厄运了。如果那只不叫的鹅遇到的不是主人 要杀鹅待客，并且主人喜欢不叫的鹅，而讨厌会叫的鹅，那不叫的鹅就不会丧命，或者丧命的可能是那只 会叫的鹅。 可见，树和鹅所处的联系不同、条件不同，命运也就不同。任何具体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发 展，又在一定条件下趋于灭亡。因而任何具体的联系无不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条件变了，联系的性质和方 式，也要发生变化。 （资料来源：《庄子·外篇·山木》，方勇注译，中华书局，2010年第1版） 思考讨论题 1、世界上有没有事物能够脱离其他事物而孤立存在？ 2、联系究竟是人的主观创造还是客观事物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3、事物与其他事物产生联系是绝对的吗？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案例文本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 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 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做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 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 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 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那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 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 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 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 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 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 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 实的。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 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 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 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 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 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