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鉴于世界共同体中对这些问题存 在新的、仍在增长的迫切感，社会科学再度发现，亟须对这些领域予以 严重而系统的关注。与其说是科学的逻辑，还不如说是种种社会问题 为社会科学确定了前提。 其结果，应用性社会科学迅速开始代替早先揭示基础知识的努 力。人们心中滋生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兴许仅只可以察觉，然而它 却令人信服地表明：由于人类面临着核大战引发的、甚或是自己也未 曾意识到的生态灾难造成的全体毁灭的明显威胁，由于地球自身的存 在确乎颜临绝境，因此，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要比我们过去的设 想来得仓促突然。在社会科学中，甚为追切之事似乎是运用我们累积 的悟性和灵惹来释解现下的问题，而不是钻研基础知识。人们对于我 们当前社会知识的可睾性极为有限这一点忧戚重重，这些忧戚必然既 使寻求答案的根定时间意加紧迫，又使与此相关的公民们对于答案的 企求益发热切。 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潜在的、通常并不公开表露的情绪，促成了 政治科学中诸如政策分析这种新的支配趋势。五十年代，政治学家中 公认的普递习惯是提供有关社会变化和革新的专门咨询，当时的批评 家们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我们的知识极为有根，并不能验证解 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否可靠适宜。而八十年代，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发 主设大和。以治学家公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一道，认为，如果现 下社会迫切需要并期冀自己提供某些帮助，那么，即使这些帮助更多 的是以所企望的可靠性为基础而不是以知识的可靠性为前提的，提供 这些帮助大概也要比全然无动于衷要强些。 自从本书第一次付梓以来，政治科学中还发生了另一些重要变 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五十年代末，经济近平一无阻滞地节节 增长，而迄止五十年代末，随着这种战后繁荣的消逝，经济开始成为人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