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 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 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 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 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 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 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 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 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 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 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 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 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 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 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 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 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 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 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 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 叫做“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 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 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 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 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3]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4]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 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 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 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 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 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 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 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 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 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 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 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 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 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 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 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 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 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 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 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 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 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 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 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 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 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 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 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 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 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 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 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 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 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 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3]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4]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 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 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 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 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 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 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 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 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 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 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