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以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杨荣国的《中 国古代思想史》等当代著述。虽然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极低，所看 过的一些当代著述的观点也十分偏颇，但即便如此，在读了一些 原著和历史书籍后，直觉仍然告诉我：中国历代思想家不能简单 地被归类为儒家或法家；中国的历史也不是什么儒、法斗争史。 这就让我产生了困惑。在当时的环境下，任何思想上的困惑都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远的不说，在我们的厂里就有一位青年工 人在小组会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仅仅因为说 了一句“刘少奇说的都是一些大实话”而受到批判并被处以记 过。在这种环境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结果，在参加学习 小组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没有贡献过一行字。我的这种表现使 我成了小组中的落后分子，特别是与我的一个好友相比一他 在小组中脱颖而出，连续在当时国内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批判 文章，笔锋犀利，所向披靡。在那位宣传干事眼里，我显然是一 个不求上进的青年。我能看出他对我的失望，有时也为之惭愧 不已。但是，这次学习小组的经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它使我 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在当时本来是很难接触到的古籍，我对中国 的历史，特别是对春秋一战国时期历史的兴趣大大加深，并从此 经常思索中国历史的种种特点及其解释。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之路。此间出现了 “伤痕文学”、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马 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及随后兴起的“文化热”（即把文革 的悲剧归因于中国文化的专制性，从而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鞭挞)。在这一波又一波的开放浪潮中有一本书特别引起我的 注意，那就是金观涛和刘青蜂所著的《兴盛与危机一论中国封 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该书提出了帝制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