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5年第3期 社会的认同。对众多的知识分子来说,对自身身份地位的焦虑是一种常态。尽管很多人都在追求身份 地位,但多数人留下的只是悲凉与无奈。只有在看透一切之后才能恢复宁静的理性精神。对很多文人 来说,本来过的就是近乎隐居式的生活,其所忧患的恰恰是身份不彰。即使一些号称隐居者,更多也是 为了吸引眼球,渴望的还是重出江湖,张扬自己的存在。法哲学研究者对身份的追求,反映的是沉重的 肉身与精神自由的矛盾。如果焦虑长期存在,身份得不到承认,患者就可能难以自我克制,对人有疏离 感;对社会的理解就会混乱,很难用法治之理来硏读中国;对体制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反抗。但如果是 适度的结合,把身份的焦虑化解为研究的动力,对法哲学研究乃至于法治建设来说都可能有积极的意 义。所谓适度就是不把焦虑变成抑郁,在焦虑中还能正常地思维。我们应该在法治理念之下,正确对待 身份及其基于身份的焦虑。 此外,身份的焦虑还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焦虑不完全是负面的,还可以激发人奋发 向上的激情。但过度的身份焦虑没有什么好处。有人说晢学豁达的世界观可以消解身份的焦虑,但这 一点并不具有绝对性。中国法理学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哲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并没有消除这一学科研 究者的身份焦虑。在很多场景下,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无论穷人富人都会受到身份焦虑的困 扰,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医治的良方。由于我们很多人对自己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身份地位以及应该 发挥的作用并不知晓,因而对法治采取一种围观,甚至谩骂的姿态。这是在法律领域中的犬儒主义。这 种犬儒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支配很多人的头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阻遏法治中国建设的力量。只有 在摆正身份与契约的位置以后,才能真正地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真正把契约作为法治精神,并善 待身份。在契约精神之下,善待身份,并且认真地研究身份是形成法治之理的前提。比如身份的平等就 是法治之理要确定的价值之 四、“法治之理”需要摆脱政治言辞的束缚 法治之理主要是讲给政治行动者听的理论。因而,要想摆脱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也是没 有意义的。笔者发现,西方法理学者始终甩不掉的是道德,而中国的法理学者除了道德以外,还有另外 两个甩不掉的情结: 一个是西方的法治之理与法学原理。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在中国法理学者一直挥之不去的是西方 法治经验和西方法理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已经被近百年中国法理学学科进化的历史所证明,并且还会 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中国法理学的问题研究又必须面对中国现实的环境。这就造成了虽然梦中的法 理学之根在西方,但那里又不是中国法理学者的精神家园。由于长期受西方法学的熏陶,在我们的无意 识之中,已经构筑了一个来自西方法学所传播的“法治”梦想。尽管很多具有与中国情结的人不愿意承 认这一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对西方法治抱有警惕的姿态,但西方法治模式已经成了很多人一厢情愿 的寄托。人们正是拿着西方法治的模式来衡量和思考我们今天的法治。回到汉唐,我们不是渴望那时 的法治,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人能够知道那时的法治是什么样子。即使能够知道《唐律疏议》已经属于 相当完备了,尤其是,当我们把历史进行五个阶段的划分以后,法理学者心目中的唐代法律就是残忍的 专制的封建法律。人们对西方法治的了解和期望远远超过汉唐。虽然我们摆脱不了眼下中国现实的捆 绑,但心目中的法治,依然是那个被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脑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西方法治。 另一个是国内的现实政治言辞的束缚。在法治就是政治的思想影响下,人们不是用法治去约束政 治,而是片面地理解法治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法治在政治之下,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而很多的法 治之理在中国被改造以后渐变成了政治之理。中国在近百年的传统中形成了特有的政法思维。原本政 治与法治的联系非常密切,但是,法治对政治的约束,政治行为都应该按照法治方式展开。但在政法思 维之下,法治要服务于政治,难以形成对政治的制约。可以说,政法思维一直是现代法治不彰的重要原 因之一。多少年来,中国法理学一直在努力与政治联姻,试图把自己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人们发现 “在中国,商既成不了官,官也成不了商。跟不跟权力绑在一起是必选题,跟谁绑在一起则是选择题,答 错了你会摊上事。”0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关心你。在各种关系和关心中,法治、法律和中国法理学都失 8社会的认同。对众多的知识分子来说，对自身身份地位的焦虑是一种常态。尽管很多人都在追求身份 地位，但多数人留下的只是悲凉与无奈。只有在看透一切之后才能恢复宁静的理性精神。对很多文人 来说，本来过的就是近乎隐居式的生活，其所忧患的恰恰是身份不彰。即使一些号称隐居者，更多也是 为了吸引眼球，渴望的还是重出江湖，张扬自己的存在。法哲学研究者对身份的追求，反映的是沉重的 肉身与精神自由的矛盾。如果焦虑长期存在，身份得不到承认，患者就可能难以自我克制，对人有疏离 感；对社会的理解就会混乱，很难用法治之理来研读中国；对体制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反抗。但如果是 适度的结合，把身份的焦虑化解为研究的动力，对法哲学研究乃至于法治建设来说都可能有积极的意 义。所谓适度就是不把焦虑变成抑郁，在焦虑中还能正常地思维。我们应该在法治理念之下，正确对待 身份及其基于身份的焦虑。 此外，身份的焦虑还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焦虑不完全是负面的，还可以激发人奋发 向上的激情。但过度的身份焦虑没有什么好处。有人说哲学豁达的世界观可以消解身份的焦虑，但这 一点并不具有绝对性。中国法理学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哲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并没有消除这一学科研 究者的身份焦虑。在很多场景下，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无论穷人富人都会受到身份焦虑的困 扰，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医治的良方。由于我们很多人对自己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身份地位以及应该 发挥的作用并不知晓，因而对法治采取一种围观，甚至谩骂的姿态。这是在法律领域中的犬儒主义。这 种犬儒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支配很多人的头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阻遏法治中国建设的力量。只有 在摆正身份与契约的位置以后，才能真正地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真正把契约作为法治精神，并善 待身份。在契约精神之下，善待身份，并且认真地研究身份是形成法治之理的前提。比如身份的平等就 是法治之理要确定的价值之一。 四、“法治之理”需要摆脱政治言辞的束缚 法治之理主要是讲给政治行动者听的理论。因而，要想摆脱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也是没 有意义的。笔者发现，西方法理学者始终甩不掉的是道德，而中国的法理学者除了道德以外，还有另外 两个甩不掉的情结： 一个是西方的法治之理与法学原理。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在中国法理学者一直挥之不去的是西方 法治经验和西方法理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已经被近百年中国法理学学科进化的历史所证明，并且还会 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中国法理学的问题研究又必须面对中国现实的环境。这就造成了虽然梦中的法 理学之根在西方，但那里又不是中国法理学者的精神家园。由于长期受西方法学的熏陶，在我们的无意 识之中，已经构筑了一个来自西方法学所传播的“法治”梦想。尽管很多具有与中国情结的人不愿意承 认这一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对西方法治抱有警惕的姿态，但西方法治模式已经成了很多人一厢情愿 的寄托。人们正是拿着西方法治的模式来衡量和思考我们今天的法治。回到汉唐，我们不是渴望那时 的法治，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人能够知道那时的法治是什么样子。即使能够知道《唐律疏议》已经属于 相当完备了，尤其是，当我们把历史进行五个阶段的划分以后，法理学者心目中的唐代法律就是残忍的、 专制的封建法律。人们对西方法治的了解和期望远远超过汉唐。虽然我们摆脱不了眼下中国现实的捆 绑，但心目中的法治，依然是那个被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脑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西方法治。 另一个是国内的现实政治言辞的束缚。在法治就是政治的思想影响下，人们不是用法治去约束政 治，而是片面地理解法治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法治在政治之下，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而很多的法 治之理在中国被改造以后渐变成了政治之理。中国在近百年的传统中形成了特有的政法思维。原本政 治与法治的联系非常密切，但是，法治对政治的约束，政治行为都应该按照法治方式展开。但在政法思 维之下，法治要服务于政治，难以形成对政治的制约。可以说，政法思维一直是现代法治不彰的重要原 因之一。多少年来，中国法理学一直在努力与政治联姻，试图把自己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人们发现， “在中国，商既成不了官，官也成不了商。跟不跟权力绑在一起是必选题，跟谁绑在一起则是选择题，答 错了你会摊上事。”［１０］ 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关心你。在各种关系和关心中，法治、法律和中国法理学都失 ８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