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的简易流动过程,输出是一个流程的环节但远不是整个流程的终点,因为一次结果的“输 出”反馈给政治系统又变成了新的“输入”。这个时候,可能明显感觉到“输岀是一种特殊 的刺激。它们为成员提供某种利益,反过来,由于这种刺激就可以指望成员提供支持:或者 输出可能给成员强加某种明摆着的不利,如现行的繁重租税和苛刻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可 以预料,它们将成为政治目标的反对者,并增大消极性支持”。政治系统与环境的反馈 刺激形成了一种交动的局面并产生着多样化的反馈环。为了重新达致政治系统的均衡,创新 政治系统的公共管理体制和有效修正输出制造者的输出已经成为必要,从而实现伊斯顿所言 的“缓减现存的不满”或“预期未来的不满”、削弱“消极性支持”和“诱发错误性感知 制度化政治是一种均衡一非均衡一均衡的递进演化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演化必然遵循 着制度变迁的逻辑和规律,同时也内含着公共政策变迁的逻辑。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的过程中,个人和组织都要学习。个人要学习如何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社会要学习哪种制 度更有效,组织要学习如何适应环境。口3与转轨经济内涵一样,从非均衡政治到均衡政治 必然是转轨政治,这种转轨政治仍然需要学习,特别需要学习和吸收人类优秀的政治文明成 果,从而建构良好的政治治理结构和走向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的政治文明。人事档案制 度建构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化政治形态,为一定时期内的干部管理、国家安全、社会信用作出 积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加速的今天,刚性固化的人事档 案制度显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人才流动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有人说它的继续存在只能构筑坚 硬的“人才壁垒”,有人说它是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体制阑尾”,有人说它已经成为了可有可 无的“鸡肋”,不论如何,这种过高的制度成本已经成为了转型中国“下一步”的政策改革 回应的焦点,干部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实现由身份型走向信用型的政策转轨已经不可避免!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显得顾虑重重、步履蹒跚,一种双轨制式 的政治治理结构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因此,中国的政策转轨实践和转轨政治学研究必须 解决如下两大突出问题:一是政治制度化不足:二是制度化政治僵化。 参考文献: ]参见叶海卡·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王满传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2]详见胡宁生:“体制转轨阶段公共政策创新特点分析”,《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第107~113页:亦 可参见《公共行政》2003年第5期,第55~57页 [3]“转轨”与“转型”经常混义使用,但也有所区别。所谓“转轨”( transition)一般多指体制的转变、模 式的变更:所谓“转型”( transformation)一般侧重包括体制在内的制度以及社会其它方面如观念等的转换。 不论转轨还是转型,它们基本上都是制度变换或社会创新的过渡进化形态。关于经济学学者对于“过渡” 或“转轨”的理解和论述,可以参见雅诺什·科尔奈的《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3年 版)、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宇的《过渡政治 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吕炜的《经济转轨的过程与效率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等等。 [4]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详见亚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肖梦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70页。 6孙立平:《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三农中国2005-04-15 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8]“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对香港、澳门等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公共政策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 合的经典案例。而在中国还有一种明显的公共政策现象就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城市与乡村在现代化 发展过程中采取两种不同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物品安排,造成了不同的公共治理结果,致使城乡之间的差别 越来越大,此所谓“二元结构社会”。最先提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话语命题的学者是陆学艺先生,可单向的简易流动过程，输出是一个流程的环节但远不是整个流程的终点，因为一次结果的“输 出”反馈给政治系统又变成了新的“输入”。这个时候，可能明显感觉到“输出是一种特殊 的刺激。它们为成员提供某种利益，反过来，由于这种刺激就可以指望成员提供支持；或者 输出可能给成员强加某种明摆着的不利，如现行的繁重租税和苛刻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可 以预料，它们将成为政治目标的反对者，并增大消极性支持”[27]。政治系统与环境的反馈 刺激形成了一种交动的局面并产生着多样化的反馈环。为了重新达致政治系统的均衡，创新 政治系统的公共管理体制和有效修正输出制造者的输出已经成为必要，从而实现伊斯顿所言 的“缓减现存的不满”或“预期未来的不满”、削弱“消极性支持”和“诱发错误性感知”。 制度化政治是一种均衡—非均衡—均衡的递进演化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演化必然遵循 着制度变迁的逻辑和规律，同时也内含着公共政策变迁的逻辑。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的过程中，个人和组织都要学习。个人要学习如何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社会要学习哪种制 度更有效，组织要学习如何适应环境。[28]与转轨经济内涵一样，从非均衡政治到均衡政治 必然是转轨政治，这种转轨政治仍然需要学习，特别需要学习和吸收人类优秀的政治文明成 果，从而建构良好的政治治理结构和走向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的政治文明。人事档案制 度建构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化政治形态，为一定时期内的干部管理、国家安全、社会信用作出 积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加速的今天，刚性固化的人事档 案制度显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人才流动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有人说它的继续存在只能构筑坚 硬的“人才壁垒”，有人说它是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体制阑尾”，有人说它已经成为了可有可 无的“鸡肋”，不论如何，这种过高的制度成本已经成为了转型中国“下一步”的政策改革 回应的焦点，干部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实现由身份型走向信用型的政策转轨已经不可避免！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显得顾虑重重、步履蹒跚，一种双轨制式 的政治治理结构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因此，中国的政策转轨实践和转轨政治学研究必须 解决如下两大突出问题：一是政治制度化不足；二是制度化政治僵化。 参考文献： [1]参见叶海卡•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王满传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 页。 [2]详见胡宁生：“体制转轨阶段公共政策创新特点分析”，《江海学刊》2003 年第 4 期，第 107～113 页；亦 可参见《公共行政》2003 年第 5 期，第 55～57 页。 [3]“转轨”与“转型”经常混义使用，但也有所区别。所谓“转轨”（transition）一般多指体制的转变、模 式的变更；所谓“转型”（transformation）一般侧重包括体制在内的制度以及社会其它方面如观念等的转换。 不论转轨还是转型，它们基本上都是制度变换或社会创新的过渡进化形态。关于经济学学者对于“过渡” 或“转轨”的理解和论述，可以参见雅诺什•科尔奈的《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版）、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张宇的《过渡政治 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吕炜的《经济转轨的过程与效率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等等。 [4]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年版。 [5]详见亚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肖梦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3～70 页。 [6]孙立平：《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三农中国 2005-04-15。 [7]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 [8]“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对香港、澳门等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公共政策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 合的经典案例。而在中国还有一种明显的公共政策现象就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城市与乡村在现代化 发展过程中采取两种不同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物品安排，造成了不同的公共治理结果，致使城乡之间的差别 越来越大，此所谓“二元结构社会”。最先提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话语命题的学者是陆学艺先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