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 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 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 起核心国家努力地止这些战争。 第五章：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 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 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 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人类 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后，随着现代时期 的启始，大约在公元1500年，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在400多年里，西方的民 族国家一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 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 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 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 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 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许多这样的冲突发生 在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下述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 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 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 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 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 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 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 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 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民族国家仍然是世 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 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 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 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 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 的文化价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 要的强大力量一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一以及大量中 等国家和小国。”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 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 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 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 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 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 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 起核心国家努力地止这些战争。 第五章：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 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 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 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人类 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后，随着现代时期 的启始，大约在公元 1500 年，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在 40O 多年里，西方的民 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 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 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 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 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 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许多这样的冲突发生 在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下述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 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 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 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 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 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 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 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 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民族国家仍然是世 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 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 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 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 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 的文化价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 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 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 等国家和小国。”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 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 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 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 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