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作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luntington)[美] 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等译 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他渴望提出 一个对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 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 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 中文版序言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 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 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知， 中国学者对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 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为此，我 的完整著作现在尤其应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我对世界政治所作的 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而不仅仅是从一篇30页的文章中可能了解 的东西。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 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 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 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 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 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 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 “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 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 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 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 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 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 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一一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 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 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作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美]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王圆 等译 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他渴望提出 一个对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 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 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 中文版序言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 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 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知， 中国学者对我 1993 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 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为此，我 的完整著作现在尤其应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我对世界政治所作的 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而不仅仅是从一篇 30 页的文章中可能了解 的东西。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 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 22 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 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 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 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 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 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 “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 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 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 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 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 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 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 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 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
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 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 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 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 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 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 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预 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50 年代和60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 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 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 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 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我所主持的哈佛国际和亚洲研究 会正在积极地提倡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 学者做同样的事情。 塞缪尔·亨廷顿 1997年12月6日 前言 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据该杂 志的编辑讲，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 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肯定也超过我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对 这篇文章的反应和评论来自各个大陆和许多国家。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正 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了 人们的各种反应：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无论这篇文章还产生了其他什么效果， 它己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鉴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兴趣、误解和争论，我似乎需要进一步阐述它所提出的 问题。提出一个问题的建设性方式是陈述一个假设，这篇文章正是在做这样的尝试， 而它的标题所带有的问号却被普遍忽视了。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 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 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 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明之 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 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 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一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 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该文章所缺少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人口增长对 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所缺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的标题和结束 语所总结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 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 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
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 10 年或 20 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 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 1842 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 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 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 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 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于 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 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预 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50 年代和 60 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 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 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 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 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我所主持的哈佛国际和亚洲研究 会正在积极地提倡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 学者做同样的事情。 塞缪尔·亨廷顿 1997 年 12 月 6 日 前言 1993 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据该杂 志的编辑讲，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 40 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 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肯定也超过我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对 这篇文章的反应和评论来自各个大陆和许多国家。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正 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了 人们的各种反应：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无论这篇文章还产生了其他什么效果， 它已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鉴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兴趣、误解和争论，我似乎需要进一步阐述它所提出的 问题。提出一个问题的建设性方式是陈述一个假设，这篇文章正是在做这样的尝试， 而它的标题所带有的问号却被普遍忽视了。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 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 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 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明之 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 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 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 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该文章所缺少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人口增长对 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所缺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的标题和结束 语所总结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 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 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
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 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 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 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 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和21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 最终形成该文章和这本书的思想，最初是我于1992年10月在设于华盛顿的美 国企业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布雷德利讲座上公开表述的，然后又在为奥林研究所关于 “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项目准备的提纲中提出，这个项目是由史 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设立的。该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美国各地与学术界、政界、 商界和其他各界人土一起参加了不可胜数的关于“冲突”的研讨会和会议。此外， 我还有幸参加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关于该篇文章及其主题的讨论会，包 括阿根廷、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南朝鲜、日本、卢森堡、俄国、沙 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台湾等。这些讨论会使我面对了 除印度教之外的所有主要文明，我从这些讨论的参加者的洞见和视角中获益匪浅。 1994-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主持关于冷战后世界的性质的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学生 总是活跃地对我的观点提出评论，而且时常是相当带批评性的评论，这更进一步刺 激了我的写作愿望。本书的写作也极大地得益于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和 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学院环境及他们的支持。 迈克尔·德施、罗伯特·基奥恩、法里德巩卡里亚和斯科特·齐默尔曼阅读了 全部手稿，根据他们的评论，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作了重大的改进。在本书的整个写 作过程中，斯科特·齐默尔曼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协助：如果没有他精力充沛 的、内行的和热心的帮助，本书便不可能问世。我们的本科生助手彭特·琼和克里 斯蒂安娜·布里格斯也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格雷斯·马吉斯特里斯打印了初稿， 卡罗尔·爱德华兹极富责任心和高效率地多次重新打印手稿，以致于她一定几乎把 大部分手稿都熟记在心。乔治斯·博查特出版公司的丹尼斯·香农和林思·考克斯， 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阿萨赫那、罗伯特·本德和约翰娜·李在整个出 版过程中对手稿给予了令人振奋的、专业性的指导。本人对所有这些人在此书的成 书中所给予的帮助不胜感激。是他们使此书大为增色，余下的缺陷只应由我个人负 责。 此书的写作工作全仗约翰·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资助。如果 没有它们的支持，它的完成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本人衷心感谢它们的慷慨资助。尽 管其他基金会越来越注重于国内问题，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仍然把 它们的兴趣和资助放在关于战争、和平以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工作上，为此堪 加赞扬。 第一章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 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 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 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全 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 20 世纪中叶和 21 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 最终形成该文章和这本书的思想，最初是我于 1992 年 10 月在设于华盛顿的美 国企业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布雷德利讲座上公开表述的，然后又在为奥林研究所关于 “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项目准备的提纲中提出，这个项目是由史 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设立的。该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美国各地与学术界、政界、 商界和其他各界人土一起参加了不可胜数的关于“冲突”的研讨会和会议。此外， 我还有幸参加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关于该篇文章及其主题的讨论会，包 括阿根廷、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南朝鲜、日本、卢森堡、俄国、沙 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台湾等。这些讨论会使我面对了 除印度教之外的所有主要文明，我从这些讨论的参加者的洞见和视角中获益匪浅。 1994-1995 年我在哈佛大学主持关于冷战后世界的性质的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学生 总是活跃地对我的观点提出评论，而且时常是相当带批评性的评论，这更进一步刺 激了我的写作愿望。本书的写作也极大地得益于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和 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学院环境及他们的支持。 迈克尔·德施、罗伯特·基奥恩、法里德巩卡里亚和斯科特·齐默尔曼阅读了 全部手稿，根据他们的评论，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作了重大的改进。在本书的整个写 作过程中，斯科特·齐默尔曼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协助；如果没有他精力充沛 的、内行的和热心的帮助，本书便不可能问世。我们的本科生助手彭特·琼和克里 斯蒂安娜·布里格斯也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格雷斯·马吉斯特里斯打印了初稿， 卡罗尔·爱德华兹极富责任心和高效率地多次重新打印手稿，以致于她一定几乎把 大部分手稿都熟记在心。乔治斯·博查特出版公司的丹尼斯·香农和林思·考克斯， 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阿萨赫那、罗伯特·本德和约翰娜·李在整个出 版过程中对手稿给予了令人振奋的、专业性的指导。本人对所有这些人在此书的成 书中所给予的帮助不胜感激。是他们使此书大为增色，余下的缺陷只应由我个人负 责。 此书的写作工作全仗约翰·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资助。如果 没有它们的支持，它的完成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本人衷心感谢它们的慷慨资助。尽 管其他基金会越来越注重于国内问题，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仍然把 它们的兴趣和资助放在关于战争、和平以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工作上，为此堪 加赞扬。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1992年1月3日，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在莫斯科政府大楼的演讲厅中举行了一个 会议。两个星期以前，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果，从 前装饰在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前墙上的俄罗斯联邦的国 旗。一个美国人注意到，唯一的问题是那面国旗挂反了。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东道主 指出这个问题后，他们在第一次休会期间迅速悄悄地纠正了这个错误。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 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被反挂的国旗是变化的一个迹象，但是越来越多的 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正在他们新的文化认同的这样和 那样的标志背后动员和前进。 1994年4月18日，2,000人聚集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 国旗。这些萨拉热窝人通过挥舞这些旗帜而不是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旗帜，认同 于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并告诉世界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不是。 1994年10月16日，洛杉矶的7,000民众在“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下游行抗议 187法案，该法案是一个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的措施，它否定国家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 女的多项福利。一些观察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 同时又要求这个国家给予他们免费教育？他们应当挥舞美国国旗”。两个星期以后， 更多的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国旗在街上行进，但却是倒举着。这些旗帜显示187法 案获得了有保障的胜利，它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59%的选民的赞同。 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 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 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 祥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 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 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 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 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 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 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本书的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 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本书的五个组成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一主要命题 的推论。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 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 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 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 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 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1992 年 1 月 3 日，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在莫斯科政府大楼的演讲厅中举行了一个 会议。两个星期以前，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果，从 前装饰在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前墙上的俄罗斯联邦的国 旗。一个美国人注意到，唯一的问题是那面国旗挂反了。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东道主 指出这个问题后，他们在第一次休会期间迅速悄悄地纠正了这个错误。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 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被反挂的国旗是变化的一个迹象，但是越来越多的 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正在他们新的文化认同的这样和 那样的标志背后动员和前进。 1994 年 4 月 18 日，2，0O0 人聚集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 国旗。这些萨拉热窝人通过挥舞这些旗帜而不是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旗帜，认同 于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并告诉世界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不是。 1994 年 10 月 16 日，洛杉矶的 7，000 民众在“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下游行抗议 187 法案，该法案是一个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的措施，它否定国家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 女的多项福利。一些观察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 同时又要求这个国家给予他们免费教育？他们应当挥舞美国国旗”。两个星期以后， 更多的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国旗在街上行进，但却是倒举着。这些旗帜显示 187 法 案获得了有保障的胜利，它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 59％的选民的赞同。 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 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 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 祥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 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 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 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 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 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 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本书的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 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本书的五个组成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一主要命题 的推论。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 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 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 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 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 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 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 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 起核心国家努力地止这些战争。 第五章：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 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 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 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人类 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后，随着现代时期 的启始，大约在公元1500年，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在400多年里，西方的民 族国家一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 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 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 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 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 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许多这样的冲突发生 在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下述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 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 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 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 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 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 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 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 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民族国家仍然是世 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 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 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 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 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 的文化价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 要的强大力量一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一以及大量中 等国家和小国。”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 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 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 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 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 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 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 起核心国家努力地止这些战争。 第五章：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 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 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 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人类 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后，随着现代时期 的启始，大约在公元 1500 年，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在 40O 多年里，西方的民 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 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 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 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 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 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许多这样的冲突发生 在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下述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 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 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 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 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 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 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 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 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民族国家仍然是世 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 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 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 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 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 的文化价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 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 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 等国家和小国。”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 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 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 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 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
民之间的冲突。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内。然而，当来自不同文明的 其他国家和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它们的“亲缘国家”时，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 之间的暴力就带有逐步升级的潜力。索马里部族的流血冲突没有造成更广泛的冲突 威胁。卢旺达部落的流血冲突波及了乌干达、扎伊尔、布隆迪，但是没有广泛地蔓 延。波黑、高加索、中亚，或克什米尔境内的文明之间的流血冲突，可能演化为更 大的战争。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 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但它们这样做不是由于 意识形态，或者权力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瓦茨拉夫·哈 韦尔注意到，“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 雅克·德洛尔也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 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识形态所 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如两个德国所经历的那样，也如两个朝鲜和几个中 国正开始经历的那样。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 它们或者像苏联、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那样分裂开来，或者像乌克兰、尼日利亚、 苏丹、印度、斯里兰卡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那样，陷于激烈的紧张状态。具有文 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 之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在45年里， “铁幕”是欧洲的主要分裂线。这条线己东移了几百英里。现在，它是一条一方面 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离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离于东正教的界线。 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现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 的差异。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复兴正在加强这些文化差异。文化可以改变， 它们的性质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能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文明之间在政治 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植根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东亚经济的成功有其 东亚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东亚社会所遇到的困难有其 文化根源一样。伊斯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主未能在大部分伊斯兰世 界中出现。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社会和前苏联的发展受到了其文明认同的影响。那些 具有西方基督教遗产的国家正在取得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东正教国家的经 济和政治发展前景尚不明朗：而各穆斯林共和国的前景则很暗淡。 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力相对于其 他文明正在下降。当西方试图伸张它的价值并保护它的利益时，非西方社会正面： 临着一个选择。其中一些试图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或者“搭车”。其他儒教社会 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 因此，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 的相互作用。 总而言之，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 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 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 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 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 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己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其他世界？
民之间的冲突。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内。然而，当来自不同文明的 其他国家和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它们的“亲缘国家”时，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 之间的暴力就带有逐步升级的潜力。索马里部族的流血冲突没有造成更广泛的冲突 威胁。卢旺达部落的流血冲突波及了乌干达、扎伊尔、布隆迪，但是没有广泛地蔓 延。波黑、高加索、中亚，或克什米尔境内的文明之间的流血冲突，可能演化为更 大的战争。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 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但它们这样做不是由于 意识形态，或者权力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瓦茨拉夫·哈 韦尔注意到，“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 雅克·德洛尔也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 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识形态所 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如两个德国所经历的那样，也如两个朝鲜和几个中 国正开始经历的那样。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 它们或者像苏联、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那样分裂开来，或者像乌克兰、尼日利亚、 苏丹、印度、斯里兰卡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那样，陷于激烈的紧张状态。具有文 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 之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在 45 年里， “铁幕”是欧洲的主要分裂线。这条线已东移了几百英里。现在，它是一条一方面 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离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离于东正教的界线。 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现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 的差异。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复兴正在加强这些文化差异。文化可以改变， 它们的性质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能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文明之间在政治 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植根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东亚经济的成功有其 东亚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东亚社会所遇到的困难有其 文化根源一样。伊斯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主未能在大部分伊斯兰世 界中出现。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社会和前苏联的发展受到了其文明认同的影响。那些 具有西方基督教遗产的国家正在取得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东正教国家的经 济和政治发展前景尚不明朗；而各穆斯林共和国的前景则很暗淡。 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力相对于其 他文明正在下降。当西方试图伸张它的价值并保护它的利益时，非西方社会正面； 临着一个选择。其中一些试图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或者“搭车”。其他儒教社会 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 因此，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 的相互作用。 总而言之，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 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 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 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 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 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其他世界？
地图和范式。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并包含来自不同文明 的国家和集团的相互作用，这一画面是非常简单化的。它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 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 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 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产物，就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托马斯·库恩在其经 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仲，显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 成的，当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 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库恩写道：“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 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 它可能遇到的事实。”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也明智地观察到，“寻找穿过所不熟 悉的领域的道路，一般需要某种地图。像认识本身一样，制图学是使得我们了解自 己在哪儿和可能走向哪儿的必要的简化。”正如他所指出的，超级大国竞争的冷战 形象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它是由哈里·杜鲁门首次清楚地表达的，作为“地缘政治 制图学方面的练习，它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话来描述国际图景，以此来为即将实行 的复杂的遏制战略铺平道路”。世界观和因果关系理论对国际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指 导。 40年来，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是根据非常简化的但也是非常有用的关 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来思考和行动的。这一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 事情。用库恩的话说，存在着许多例外，而且这一范式时而会妨碍学者和政治家看 清一些重大的发展，如中苏破裂。然而，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 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更重要的现象。它是思考国际事务的必不可少的出发点，几乎 被普遍接受，并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思考。 简化的范式或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我们必 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有意识地运用它们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可 以否认需要这样的指导，并假设我们将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行动，根据 “它的是非曲直”来处理每一个案。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假定，我们就欺骗了自己。 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 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我们需要明确的或含蓄的模式以便 能够： 1.理顺和总结现实： 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3.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 预测未来的发展； 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 5.弄清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每一个模式或地图都是一个抽象，而且对于一些目的比对另一些目的更有用。 份道路图告诉我们怎样从A点驶到B点，但如果我们驾驶飞机，它就不是很有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要一份突出飞机场、无线电航空信标、飞行路线和地形的 地图。然而，如果没有地图，我们将会迷路。一份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充分地反映 现实。然而，一张过分详细的地图对于许多目的来说并非有用。如果我们想要沿高 速公路从一个大城市前往另一个大城市，我们并不需要包括许多与机动运输工具无 关的信息的地图，因为在这样的地图中，主要的公路被淹没在大量复杂的次要道路
地图和范式。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并包含来自不同文明 的国家和集团的相互作用，这一画面是非常简单化的。它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 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 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 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产物，就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托马斯·库恩在其经 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仲，显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 成的，当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 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库恩写道：“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 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 它可能遇到的事实。”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也明智地观察到，“寻找穿过所不熟 悉的领域的道路，一般需要某种地图。像认识本身一样，制图学是使得我们了解自 己在哪儿和可能走向哪儿的必要的简化。”正如他所指出的，超级大国竞争的冷战 形象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它是由哈里·杜鲁门首次清楚地表达的，作为“地缘政治 制图学方面的练习，它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话来描述国际图景，以此来为即将实行 的复杂的遏制战略铺平道路”。世界观和因果关系理论对国际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指 导。 40 年来，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是根据非常简化的但也是非常有用的关 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来思考和行动的。这一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 事情。用库恩的话说，存在着许多例外，而且这一范式时而会妨碍学者和政治家看 清一些重大的发展，如中苏破裂。然而，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 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更重要的现象。它是思考国际事务的必不可少的出发点，几乎 被普遍接受，并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思考。 简化的范式或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我们必 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有意识地运用它们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可 以否认需要这样的指导，并假设我们将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行动，根据 “它的是非曲直”来处理每一个案。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假定，我们就欺骗了自己。 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 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我们需要明确的或含蓄的模式以便 能够： 1．理顺和总结现实； 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3．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 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 5．弄清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每一个模式或地图都是一个抽象，而且对于一些目的比对另一些目的更有用。 一份道路图告诉我们怎样从 A 点驶到 B 点，但如果我们驾驶飞机，它就不是很有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要一份突出飞机场、无线电航空信标、飞行路线和地形的 地图。然而，如果没有地图，我们将会迷路。一份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充分地反映 现实。然而，一张过分详细的地图对于许多目的来说并非有用。如果我们想要沿高 速公路从一个大城市前往另一个大城市，我们并不需要包括许多与机动运输工具无 关的信息的地图，因为在这样的地图中，主要的公路被淹没在大量复杂的次要道路
中了，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地图令人糊涂。另一方面，一份其中只有一条高速公路 的地图，可能会排除许多现实，并限制我们发现可供选择的道路的能力，如果这条 高速公路被重大的交通事故堵塞的话。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份这样的地图，它既 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冷战结束时，人们 提出了一些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一个世界：欢欣而和谐。一个被广泛阐明的范 式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 的世界的出现。受到最广泛讨论的对此模式的阐述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 的终结”的命题。*福山论证说，“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 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他 说，可以肯定，在第三世界中可能发生一些冲突，但全球冲突己经终结，且不仅仅 是在欧洲。“正是在非欧洲的世界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和苏联。 思想的战争已经终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可能将仍然存在于“像马那瓜、平 壤和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这样一些地方”，但是自由民主制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未 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奋的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 问题。他相当惋惜地总结道，这将是十分令人厌倦的。 O一个类似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冷战结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的 长期值势将导致一个“普世文明”的论点的基础上.对此第三章将作讨论。原书脚 注 对和谐的期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都详细阐述了类似的观 点。柏林墙倒塌了，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美国将呈现出新的重要性，前共产主义 的对手将参与“伙伴关系”和“重大的讨价还价。，维持和平和创造和平将被提到 每日日程上。世界最主要国家的总统宣布了“新的世界秩序”：世界最主要大学的 校长否决了对一名从事安全研究的教授的任命。因为不再有此需要：“赞美神！我 们不再研究战争，因为不再有战争” 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了和谐的错觉，它很快就被证明确实是错觉。 世界变得不同于20世纪初了，但并不一定是更加和平。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 不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的其他每一场重大冲突结束时都曾流行类似的和谐错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战争的战争”，是创造一个能保障民主国家安全的世界的 战争。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多边行动体系、排他 性的联盟、均势和所有其他已尝试了许多世纪但总是遭到失败的权术”。取而代之 的是，我们将有“一个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组织”和“永久的和平 结构的开端”。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改变了持续 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走向民主制的趋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真正的全球冷战。冷 战结束时的和谐错觉很快被下述情况所驱散：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 法律和秩序陷于崩溃，出现了国家之间联盟和冲突的新模式，新共产主义和新法西 斯主义开始复活，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加强，俄国结束了同西方关系的“微笑外 交”和“同意政策”，联合国和美国没有能力制止流血的地区冲突，一个正在兴起 的中国日益自我伸张。在柏林墙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战时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频 繁地听到“种族灭绝”一词。一个和谐世界的范式显然距离现实太遥远，它不能对 后冷战世界作有用的指导。 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虽然在一些重大冲突结束时出现了对一个世界的期待， 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两个世界思维模式的倾向再次出现。人们总是试图把人分成我 们和他们，集团中的和集团外的，我们的文明和那些野蛮人。学者们曾根据东方和
中了，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地图令人糊涂。另一方面，一份其中只有一条高速公路 的地图，可能会排除许多现实，并限制我们发现可供选择的道路的能力，如果这条 高速公路被重大的交通事故堵塞的话。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份这样的地图，它既 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冷战结束时，人们 提出了一些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一个世界：欢欣而和谐。一个被广泛阐明的范 式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 的世界的出现。受到最广泛讨论的对此模式的阐述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 的终结”的命题。*福山论证说，“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 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他 说，可以肯定，在第三世界中可能发生一些冲突，但全球冲突已经终结，且不仅仅 是在欧洲。“正是在非欧洲的世界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和苏联。 思想的战争已经终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可能将仍然存在于“像马那瓜、平 壤和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这样一些地方”，但是自由民主制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未 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奋的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 问题。他相当惋惜地总结道，这将是十分令人厌倦的。 ◎一个类似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冷战结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的 长期值势将导致一个“普世文明”的论点的基础上．对此第三章将作讨论。原书脚 注 对和谐的期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都详细阐述了类似的观 点。柏林墙倒塌了，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美国将呈现出新的重要性，前共产主义 的对手将参与“伙伴关系”和“重大的讨价还价。，维持和平和创造和平将被提到 每日日程上。世界最主要国家的总统宣布了“新的世界秩序”；世界最主要大学的 校长否决了对一名从事安全研究的教授的任命。因为不再有此需要：“赞美神！我 们不再研究战争，因为不再有战争”。 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了和谐的错觉，它很快就被证明确实是错觉。 世界变得不同于 20 世纪初了，但并不一定是更加和平。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 不是不可避免的。20 世纪的其他每一场重大冲突结束时都曾流行类似的和谐错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战争的战争”，是创造一个能保障民主国家安全的世界的 战争。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多边行动体系、排他 性的联盟、均势和所有其他已尝试了许多世纪但总是遭到失败的权术”。取而代之 的是，我们将有“一个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组织”和“永久的和平 结构的开端”。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改变了持续 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走向民主制的趋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真正的全球冷战。冷 战结束时的和谐错觉很快被下述情况所驱散：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 法律和秩序陷于崩溃，出现了国家之间联盟和冲突的新模式，新共产主义和新法西 斯主义开始复活，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加强，俄国结束了同西方关系的“微笑外 交”和“同意政策”，联合国和美国没有能力制止流血的地区冲突，一个正在兴起 的中国日益自我伸张。在柏林墙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战时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频 繁地听到“种族灭绝”一词。一个和谐世界的范式显然距离现实太遥远，它不能对 后冷战世界作有用的指导。 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虽然在一些重大冲突结束时出现了对一个世界的期待， 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两个世界思维模式的倾向再次出现。人们总是试图把人分成我 们和他们，集团中的和集团外的，我们的文明和那些野蛮人。学者们曾根据东方和
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外围来分析世界。穆斯林传统上把世界分为Dar al一Islam 和Dar al一Harb,即和平的住所和战争的住所。这十区分在相反的意义上反映在冷 战结束时美国学者把世界划分为“和平地带”和“动乱地带”。前者包括西方和日 本，它拥有大约15%的世界人口，后者包括其他所有的人。 说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现实，这取决于如何界定 这两部分。出现在各种名称下的最普遍的划分是富裕（现代的、发达的）国家和贫 穷（传统的、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国家。从历史上来说，与这种经济划分方法相 关的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文化划分方法，后者较少强调经济富裕程度的差别，较多 强调基本的哲学、价值和生活方式差别。这些形象中的每一种都反映了现实的某些 成份，但同时又有局限性。富裕的现代国家具有一些使它们区分于贫困的传统国家 的共同特征，后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财富的差别可能导致社会之间的冲突， 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主要发生在当富裕的、更强大的社会试图征服贫穷的或更传统的 社会，并使之殖民化时。西方在400年间就是这样做的，然后一些殖民地开始造反， 发动了反对殖民国家的解放战争，殖民国家则很可能失去了建立殖民帝国的意志。 在当代世界，己发生了非殖民化，殖民地的解放战争被已获得了解放的民族之间的 冲突所代替。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特殊的环境 以外，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亚洲和拉丁美洲 的经济发展正在模糊所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简单的界限。富国可能彼此进行贸 易战：穷国可能彼此进行暴力战争；但是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国际阶级 战争几乎像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一样远离现实。 把世界在文化上划分为两部分更没有意义。西方在某种层面上是一个实体。然 而，非西方国家除了它们都是非西方的之外还有什么共同性吗？日本、中国、印度、 穆斯林和非洲文明在宗教、社会结构、体制和普遍价值观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非西方的统一和东西方的两分法是西方制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带有东方主义的 缺陷，对此爱德华·赛义德作了适当的批评，因为他宣扬了“熟人（欧洲、西方、 ‘我们’)同陌生人（地中海以东地区、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别”，而且假 定前者天生优越于后者。冷战时期，世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着一个意识形态系 列两极化的。然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系列。“东方”和“西方”文化上的两 极化，部分是由于把欧洲文明称作西方文明的普遍的但却是不幸的做法所致。代替 “东方和西方”的，是“西方和非西方”这一较恰当的提法，它至少暗示存在着许 多非西方。世界太复杂，以致不能简单地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 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就大多数目的而言，这样的想象是毫无意义的。 或多或少184个国家。描绘后冷战世界的第三个地图产生于常常被称为国际关 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东西。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世界事务中主要的而且确实 是唯一重要的活动者，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 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它们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看到另一个国家正在增 强自己的权力，因而成为一个潜在的威胁，它就要试图通过加强自己的权力，或者 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来保护自身安全。冷战后世界中或多或少有184个国家的利 益和行为都可以根据这些假设来预测。 这种关于世界的描述对于分析国际事务和解释许多国家行为来说，是非常有用 的起点。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起支配作用的实体。它们维持军队，实施外 交，谈判条约，控制国际组织，影响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生产和商业。各国政
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外围来分析世界。穆斯林传统上把世界分为 Dar al－Islam 和 Dar al－Harb，即和平的住所和战争的住所。这十区分在相反的意义上反映在冷 战结束时美国学者把世界划分为“和平地带”和“动乱地带”。前者包括西方和日 本，它拥有大约 15％的世界人口，后者包括其他所有的人。 说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现实，这取决于如何界定 这两部分。出现在各种名称下的最普遍的划分是富裕（现代的、发达的）国家和贫 穷（传统的、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国家。从历史上来说，与这种经济划分方法相 关的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文化划分方法，后者较少强调经济富裕程度的差别，较多 强调基本的哲学、价值和生活方式差别。这些形象中的每一种都反映了现实的某些 成份，但同时又有局限性。富裕的现代国家具有一些使它们区分于贫困的传统国家 的共同特征，后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财富的差别可能导致社会之间的冲突， 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主要发生在当富裕的、更强大的社会试图征服贫穷的或更传统的 社会，并使之殖民化时。西方在 400 年间就是这样做的，然后一些殖民地开始造反， 发动了反对殖民国家的解放战争，殖民国家则很可能失去了建立殖民帝国的意志。 在当代世界，已发生了非殖民化，殖民地的解放战争被已获得了解放的民族之间的 冲突所代替。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特殊的环境 以外，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亚洲和拉丁美洲 的经济发展正在模糊所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简单的界限。富国可能彼此进行贸 易战；穷国可能彼此进行暴力战争；但是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国际阶级 战争几乎像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一样远离现实。 把世界在文化上划分为两部分更没有意义。西方在某种层面上是一个实体。然 而，非西方国家除了它们都是非西方的之外还有什么共同性吗？日本、中国、印度、 穆斯林和非洲文明在宗教、社会结构、体制和普遍价值观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非西方的统一和东西方的两分法是西方制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带有东方主义的 缺陷，对此爱德华·赛义德作了适当的批评，因为他宣扬了“熟人（欧洲、西方、 ‘我们’）同陌生人（地中海以东地区、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别”，而且假 定前者天生优越于后者。冷战时期，世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着一个意识形态系 列两极化的。然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系列。“东方”和“西方”文化上的两 极化，部分是由于把欧洲文明称作西方文明的普遍的但却是不幸的做法所致。代替 “东方和西方”的，是“西方和非西方”这一较恰当的提法，它至少暗示存在着许 多非西方。世界太复杂，以致不能简单地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 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就大多数目的而言，这样的想象是毫无意义的。 或多或少 184 个国家。描绘后冷战世界的第三个地图产生于常常被称为国际关 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东西。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世界事务中主要的而且确实 是唯一重要的活动者，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 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它们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看到另一个国家正在增 强自己的权力，因而成为一个潜在的威胁，它就要试图通过加强自己的权力，或者 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来保护自身安全。冷战后世界中或多或少有 184 个国家的利 益和行为都可以根据这些假设来预测。 这种关于世界的描述对于分析国际事务和解释许多国家行为来说，是非常有用 的起点。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起支配作用的实体。它们维持军队，实施外 交，谈判条约，控制国际组织，影响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生产和商业。各国政
府把确保本国的外部安全作为优先考虑（虽然它们可能常常把对付内部威胁以确保 政府的安全作为更优先的考虑)。从整体上说，这一国家主义范式的确比一个世界 或两个世界的范式更现实地反映了全球政治的情况，并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 然而，它也有严重的局限。 它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它 简单地假定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但却没有达到深入的理解。国家根 据权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固然常常试图保 持均势，但如果这就是它们所做的一切，那么西欧国家也许就会在40年代末与苏联 携手反对美国了。国家主要对所察觉的威胁作出反应，欧洲国家因此看到了来自东 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威胁。它们用一种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无法预测的 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利益。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不仅受其内部价值和体制的影响，也受国际规范和国际体制的影响。在 主要的安全关注之上和之外，不同类型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具 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 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 在基本层面上，国家主义的范式所作的假设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 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 治。然而它们之间显然存在着差别。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 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 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 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 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 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 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不再构成对自由 世界的威胁，美国不再构成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那么这两个世界中的国家就日 益认为威胁会来自文化不同的社会。 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者，它们却也正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主权、 职能和权力。国际机构现在宣称拥有判断和限制国家在自己领土范围内行事的权利。 在一些情况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欧洲，国际机构己承担起以前由国家来执行的重 要职能，强有力的国际行政机构己被制造出来，它们直接作用于公民个人。全球范 围内，存在着国家政府丧失权力的趋势，其过程也是通过把权力下放给次国家的、 地区的、省的和地方的政治实体。在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发达世界中的国家，存在 着提倡实质的自主和脱离国家的地区运动。各国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失去了控 制资金从他们的国家流入和流出的能力，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思想、技术、商品和 人员的流动。简而言之，国家边界已日益变得容易被渗透。所有这些发展导致许多 人认为坚硬互碰的“台球”式国家将逐渐消失，这种国家自1648年威斯特优利亚条 约*以来曾一直被有意地当作规范；现在，各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国际秩序的出现 己更加接近于中世纪时期的情况。 完全的混乱。国家的弱化和“衰败的国家”的出现，促使人们勾画出第四个无 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的形象。这一范式强调：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 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强：国际犯罪 *1648年的威斯特优利亚条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欧洲多数邦国代表达成 的一批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欧洲长期混战（包括西班牙荷兰80年战争和德意志30
府把确保本国的外部安全作为优先考虑（虽然它们可能常常把对付内部威胁以确保 政府的安全作为更优先的考虑）。从整体上说，这一国家主义范式的确比一个世界 或两个世界的范式更现实地反映了全球政治的情况，并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 然而，它也有严重的局限。 它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它 简单地假定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但却没有达到深入的理解。国家根 据权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固然常常试图保 持均势，但如果这就是它们所做的一切，那么西欧国家也许就会在 40 年代末与苏联 携手反对美国了。国家主要对所察觉的威胁作出反应，欧洲国家因此看到了来自东 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威胁。它们用一种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无法预测的 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利益。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不仅受其内部价值和体制的影响，也受国际规范和国际体制的影响。在 主要的安全关注之上和之外，不同类型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具 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 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 在基本层面上，国家主义的范式所作的假设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 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 治。然而它们之间显然存在着差别。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 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 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 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 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 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 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不再构成对自由 世界的威胁，美国不再构成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那么这两个世界中的国家就日 益认为威胁会来自文化不同的社会。 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者，它们却也正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主权、 职能和权力。国际机构现在宣称拥有判断和限制国家在自己领土范围内行事的权利。 在一些情况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欧洲，国际机构已承担起以前由国家来执行的重 要职能，强有力的国际行政机构已被制造出来，它们直接作用于公民个人。全球范 围内，存在着国家政府丧失权力的趋势，其过程也是通过把权力下放给次国家的、 地区的、省的和地方的政治实体。在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发达世界中的国家，存在 着提倡实质的自主和脱离国家的地区运动。各国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失去了控 制资金从他们的国家流入和流出的能力，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思想、技术、商品和 人员的流动。简而言之，国家边界已日益变得容易被渗透。所有这些发展导致许多 人认为坚硬互碰的“台球”式国家将逐渐消失，这种国家自 1648 年威斯特优利亚条 约* 以来曾一直被有意地当作规范；现在，各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国际秩序的出现 已更加接近于中世纪时期的情况。 完全的混乱。国家的弱化和“衰败的国家”的出现，促使人们勾画出第四个无 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的形象。这一范式强调：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 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强；国际犯罪 * 1648 年的威斯特优利亚条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欧洲多数邦国代表达成 的一批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欧洲长期混战（包括西班牙荷兰 80 年战争和德意志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