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文化与历史》课程参考书：宗教与美国政治与生活《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艾伦·D·赫茨克）.pdf_大学文库

Moen)的《宗教右翼与国会》(The Religious Right and Congress)一书虽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基督教保守派在美国国会的活动，但范围较窄。其他那些关于美国宗教与政治之关系的论著，如 A.詹姆斯·赖克利(A.James Reichley)的《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宗教》(Religion in American Public Li记)(I985年)和肯尼斯·D.沃尔德(Kenneth D.Wald)的《美国的宗教与政治》(Religion and Poli- 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87年)等，只是极简略地提到宗教利益团体的活动。故《在华盛顿代表上帝》被称为关于宗教游说的 “20年一遇的好书”，且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研究。学界对宗教游说之所以少有问津者，是因为当时美国玫治学界对宗教问题并不重视，比如几乎所有关于利益团体的研究均忽视了教会的政治作用，故赫茨克在书中呼吁加强对美国宗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研究，指出“不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政治”。然而宗教游说之相对不发达，也不失为原因之一。从历史上看，虽然宗教在美国政治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华盛顿永久性教会游说团体的出现则相对较晚。1916年卫理公会为开展禁酒运动在华盛顿设立第一个教会游说机构，1919年天主教会也在华盛顿设立“全国天主教福利理事会”(“美国天主教会议”的前身)来处理和应对公共政策问题。目前美国首都的绝大多数教会游说团体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而宗教团体进行大规模的、激烈的游说活动，则开始于 20世纪60年代，首先是教会支持制定1964年《民权法》，接着是自由派教会反对越战、天主教主教团关于核战争和国内经济的牧函，再就是宗教新右翼的崛起及其有争议的政治活动如反堕胎等。赫茨克的研究表明，在1950年华盛顿只有16个主要宗教游说团体，而到80年代中期这些团体至少有80多个，是30 多年前的5倍。据美国学者保罗·J.韦伯(Paul J.Weber)和W. ·2·

兰迪斯·琼斯(W.Landis Jones)所编的工具书《美国宗教利益团体》(U.S.Religious Interest Groups)(1994年)的统计，20世纪90 年代初美国的宗教利益或游说团体已增至120个。此外，随着美国政党的相对衰落及国会议员在竞选活动和国会工作中自主性的提高，各种游说团体的重要性也日益增长。宗教游说团体的发达自然引起了煤体的大量关注，而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的问世，可说是政治学界对宗教“游说活动爆炸”所作的学术反应。作为关于美国宗教利益团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在讨论宗教利益团体时使用了“代表”或“代表权”概念，来解释宗教游说者与他们世俗同行之间的差异。与所有游说团体一样，宗教游说团体也必须代表机构的利益和国内的支持者；但与世俗游说团体不同，宗教游说团体利他主义的性质使它们更经常地代表“非精英”的社会阶层，“表达了广泛持有但却未得到充分代表的意见和价值观”，因此它们在华盛顿的压力体系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游说界的不正之风”，并且扩大了美国政体的代表性和多元性。与一般对游说利益团体的批评不同，显然《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对宗教游说的评价是相当肯定的。作者将关于宗教游说的讨论置于传统政治学关于利益或游说团体的所谓主流研究之中，使该书无论是对美国宗教和政治研究者还是对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者均有较大参考价值。《在华盛顿代表上帝》进一步指出，与其他游说团体通常只代表国内支持者不同，宗教游说团体还代表着神学传统和国际上的同宗派教徒，因此更具国际性。有时教会的国际关系网还是美国宗教游说团体的游说资源，成为它们获得信息和影响的重要渠道。比如作者在书中就注意到：“最近对众议员外交政策 ·3·

支持者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战略性国家的内情方面，宗教团体被委员会成员看作（独立于行政当局的）关键信息来源。”世界上各大主要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均是全球性的或跨地区、跨民族的，此种“无国界性”极易使宗教与一国的外交政策或国际关系发生密切的联系，使宗教成为“无国界政治”现象。作者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称，“在21世，美国宗教游说将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这是美国宗教游说十分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其次，《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通过对国会议员助手及宗教游说团体的大量个别访谈、民意测验和文献资料，浓笔重彩地勾勒了主流新教、和平主义新教、福音派、基要派、天主教和犹太教等宗教游说团体的游说策略和幕后活动。该书的第六章是关 ·于要求给予公立学校学生宗教团体与其他学生团体同样权利，即在课余时间使用学校设施的《平等使用权法》通过前后立法斗争和策略的个案研究，堪称研究宗教游说团体游说策略、成效和这些团体之间互动的经典研究，为我们了解宗教游说团体在美国国会的具体运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此前关于游说团体的研究往往只注重这些团体的“投入”（即组织、策略和目标等）而忽视“产出”（即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作者根据传统的“局外人” 和“局内人”游说策略的分类，把宗教团体的国会游说战略分为从国会议员家乡选区施加压力的策略和传统的局内人策路两类，前者包括大规模群众动员、精英动员、直接选民动员及操纵媒体事件等。一般来说，主流派或自由派教会擅长直接的局内人策略，而福音保守派教会则依赖间接的基层或草根动员。不过作者发现，在此前的10年中，无论是主流派还是福音派教会均在调整策略以扩大影响，主流派教会正日益采用直接通信等基层动员手段，而福音派教会也越来越成为“局内人”，在国会各种程序、规则和委员会中游刃有余，游说策略或手段已不足以区 ·4·

分神学或意识形态不同的教会团体。不过，在赫茨克撰写此书的年代，自由派和保守派教会似确有“分工”或“专长”：自由派教会强调外交和国内经济问题，而保守派教会则更关注社会和道德文化问题。作者责疑当时所谓宗教游说团体尤其是自由派团体脱离教会群众、是“没有军队的将军”的流行观点，指出宗教游说者的游说政策并非且不可能总是与教堂座位上的普通信众大相径庭。事实上，一般来说宗教游说团体的成效是与它们代表其成员的程度成正比的，只有在那些不仅有本教会信徒赞同、而且赢得广大社会支持的议题上它们才最为有效。作者承认宗教团体的游说政策、尤其是自由派团体的游说政策，有时确实与本教会会众观点之间有较大差距，指出此种代表制上的缺陷可能导致这些团体政治上边缘化甚至出局的结果。宗教保守派游说团体比自由派游说团体在适应国会实用、竟争、多元和妥协的政治现实方面更快且更具灵活性，作者的这一发现既出乎意料又颇具讽刺意味。再次，《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的另一重要发现，就是宗教游说团体与它们在其中进行游说活动的国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宗教游说团体如要在各种自由派议题（如反对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国际救济)和保守派议题（如反对堕胎、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学校祈祷)上影响国会决策，它们就必须调整游说策略以适应国会多元化的压力体系和讨价还价的游说规则，而国会组织和环境“也在宗教团体中助长了某种战术性实用主义”，并且使宗教先知主义和许多宗教组织的激进或边缘政治温和化。作者指出，除人数少、预算低和缺乏经验等先天不足外，宗教游说团体的最大弱点就是坚持先知式的道德立场，在政治过程中以非白即黑的两分法来看待问题，而国会是拒绝好斗的极端立场的，因此宗教游说团体在“见证真理”和取得政治影响力 ·5

之间必须有所取舍。事实上为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无论自由派如“全国基督教协会”还是保守派如“道德多数派”都必须与政治磨合，扩大支持面而放弃某些极端的立场，甚至与对手结盟。因此“成功等于妥协”，较少宗教性往往意味着较大的实效，美国政治中被广泛接受的世俗表述要被用来取代狭窄的教会语言或先知式的宏论，而“策略上的通情达理可转化为对体制的通融”。不过作者告诫宗教游说团体的是，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为人们提供安全感和社区感是其立身之本，如宗教团体过多或过于公开地介入政治，引入政治斗争中的功利和胜负动因，那就将损害宗教的功能及教会在美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并导致宗教政治化或那种认为在公共事务中只有一个道德或宗教上可接受的立场的观点。因此，如何在道德权威和政治参与之间保持适度平衡，一直是宗教游说团体所面临的难题。当然与所有学术著作一样，《在华盛顿代表上帝》远非无懈可击。有学者认为作为该研究主要依据的对宗教团体的访谈范围较窄，所采访的34个团体中的大部分是白人新教团体，作为美国最大教会的天主教会和游说最有效的犹太人团体在作者的名单中只各占3席，作者列入福音派的9个团体中至少有6个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派。因此这一研究宗教团体代表性的著作本身的代表性也受到责疑。另外，对本书的批评还包括：因该书组织结构之需要，作者在不同的标题下反复讨论某些宗教游说团体，有重复拖沓之嫌；对教会游说这种宗教行动主义的宪法框架的讨论尚付阙如；宗教游说团体、广大选民和国会议员之间的三角关系也许比作者所描述的更为动态和复杂；而《平等使用权法》无论在美国政治还是美国政教关系的发展中，均非重要立法，对该法案的研究，不管多么详尽，似乎并不能真正说明宗教游说对美国公共政策究竟有多大影响。事实上如果只有采取非 6

宗教自由市场却也造成了通常相互制约的众多声音，但正如我在书中所注意到的，宗教团体一旦形成广大联盟便可能很强大，因此，精明的宗教领导人努力结交广大盟友，有时与那些持异见者结盟。于是我们便看到因问题而异的联盟，包括一些我称之为奇怪同路者的引人注目的联盟。这一看法至今仍然正确。至今尚在的还有不同宗教团体带到首都的势力格局。我们继续看到犹太游说团体的精明和精英接触路线、再生福音派的草根势力、天主教会的机构力量和主流新教教会根深蒂固的存在。不同宗教社团的性质显然决定着它们所依据的资源。让我们来看看本书需要改进的一些主要方面。其中之一显然就是宗教团体的新陈代谢。比如我在本书中未提到穆斯林团体，20世纪80年代时它们在全国性场合几乎还不存在。从那时起伊斯兰教组织迅速增长，把新的视角带入全国性辩论。有趣的是穆斯林团体有时与自由派宗教领导人站在一起，如在中东政策上；有时又与保守派站在一起，如在用来支付私立学校学费的教育券、堕胎和基于信仰的行动上。虽然各种不同的穆斯林团体间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尤其在反对以信仰划线或诽谤穆斯林教徒上，但这里亦初现某种多元主义。在“9·11事件”后，一些美国伊斯兰教团体比其他团体更有力地谴责恐怖主义，而 “苏非派”组织甚至指责一些主要穆斯林团体与伊斯兰激进主义暗通款曲。另一变化是“道德多数派”和“基督教之声”已不复存在，它们曾是基督教右翼的先锋组织。随它们而去的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吸引大部分煤体关注的好斗的基要主义表述。这些好斗组织被以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为首的 “监狱团契”、由加里·鲍尔(Gary Bauer)创建的“家庭研究会”以及“全国福音派协会”等较主流福音派新教团体取而代之。由电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