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BY ALLEN D.HERTZKE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 宗教游说在美细歌体种帕的作佣 美艾伦·D.赫茨克 著 徐以骅黄凯吴志浩 译 徐以骅 译 校 所 译 GROUP OF SHANGHAI
译者序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是 美国政治学教授艾伦·D.赫茨克(Allen D.Hertzke)的成名之作。 赫茨克教授曾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 (1986年)，现为俄克拉荷马大学攻治学讲座教授。除《在华盛 顿代表上帝》一书外，赫茨克教授的重要著作还有《不平之声：杰 西·杰克逊、帕特·罗伯逊与人民党主义的复兴》(Echoes of Dis- content:Jessie Jackson,Pat Robertson,and the Resurgence of Pop- lism)(1993年)及《美国的宗教与政治：信仰、文化与战路选择》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Faith,Culture,Strategic Choices)(合著，1995年初版、1999年再版)等。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原系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1988年由 田纳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好评如潮，被公认为当时关于美国宗 教游说团体的“最全面深入的研究”。在赫茨克之前，关于美国 宗教游说团体的学术研究可说是凤毛麟角，主要的研究著作只 有卢克·埃伯索尔(Luke Abersole)的《在国家首都的教会游说》 (Church Lobbying in the Nation's Capital)(1970年)和詹s姆斯·L. 亚当斯(James L.Adams)的《在华盛顿日益增长的教会游说》 (The Growing Church Lobby in Washingion)(1970年）两部。而与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同年问世的马修·C.莫恩(Matthew C. ·1·
Moen)的《宗教右翼与国会》(The Religious Right and Congress)一 书虽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基督教保守派在美国国会的活动， 但范围较窄。其他那些关于美国宗教与政治之关系的论著，如 A.詹姆斯·赖克利(A.James Reichley)的《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宗 教》(Religion in American Public Li记)(I985年)和肯尼斯·D.沃尔 德(Kenneth D.Wald)的《美国的宗教与政治》(Religion and Poli- 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87年)等，只是极简略地提到宗教利益 团体的活动。故《在华盛顿代表上帝》被称为关于宗教游说的 “20年一遇的好书”，且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研究。 学界对宗教游说之所以少有问津者，是因为当时美国玫治 学界对宗教问题并不重视，比如几乎所有关于利益团体的研究 均忽视了教会的政治作用，故赫茨克在书中呼吁加强对美国宗 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研究，指出“不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 国政治”。然而宗教游说之相对不发达，也不失为原因之一。从 历史上看，虽然宗教在美国政治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华盛 顿永久性教会游说团体的出现则相对较晚。1916年卫理公会 为开展禁酒运动在华盛顿设立第一个教会游说机构，1919年天 主教会也在华盛顿设立“全国天主教福利理事会”(“美国天主教 会议”的前身)来处理和应对公共政策问题。目前美国首都的绝 大多数教会游说团体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后陆续 出现的。而宗教团体进行大规模的、激烈的游说活动，则开始于 20世纪60年代，首先是教会支持制定1964年《民权法》，接着是 自由派教会反对越战、天主教主教团关于核战争和国内经济的 牧函，再就是宗教新右翼的崛起及其有争议的政治活动如反堕 胎等。赫茨克的研究表明，在1950年华盛顿只有16个主要宗 教游说团体，而到80年代中期这些团体至少有80多个，是30 多年前的5倍。据美国学者保罗·J.韦伯(Paul J.Weber)和W. ·2·
兰迪斯·琼斯(W.Landis Jones)所编的工具书《美国宗教利益团 体》(U.S.Religious Interest Groups)(1994年)的统计，20世纪90 年代初美国的宗教利益或游说团体已增至120个。此外，随着 美国政党的相对衰落及国会议员在竞选活动和国会工作中自主 性的提高，各种游说团体的重要性也日益增长。宗教游说团体 的发达自然引起了煤体的大量关注，而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 帝》一书的问世，可说是政治学界对宗教“游说活动爆炸”所作的 学术反应。 作为关于美国宗教利益团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华盛 顿代表上帝》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华盛顿代表上帝》 在讨论宗教利益团体时使用了“代表”或“代表权”概念，来解释 宗教游说者与他们世俗同行之间的差异。与所有游说团体一 样，宗教游说团体也必须代表机构的利益和国内的支持者；但与 世俗游说团体不同，宗教游说团体利他主义的性质使它们更经 常地代表“非精英”的社会阶层，“表达了广泛持有但却未得到充 分代表的意见和价值观”，因此它们在华盛顿的压力体系中扮演 了独特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游说界的不正之风”，并且 扩大了美国政体的代表性和多元性。与一般对游说利益团体的 批评不同，显然《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对宗教游说的评价是相当 肯定的。作者将关于宗教游说的讨论置于传统政治学关于利益 或游说团体的所谓主流研究之中，使该书无论是对美国宗教和 政治研究者还是对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者均有较大参考价值。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进一步指出，与其他游说团体通常只 代表国内支持者不同，宗教游说团体还代表着神学传统和国际 上的同宗派教徒，因此更具国际性。有时教会的国际关系网还 是美国宗教游说团体的游说资源，成为它们获得信息和影响的 重要渠道。比如作者在书中就注意到：“最近对众议员外交政策 ·3·
支持者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战略性国家的内情方面，宗教团体被 委员会成员看作（独立于行政当局的）关键信息来源。”世界上各 大主要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均是全球性的或跨地区、跨民族的， 此种“无国界性”极易使宗教与一国的外交政策或国际关系发生 密切的联系，使宗教成为“无国界政治”现象。作者在本书的“中 文版序言”中称，“在21世，美国宗教游说将越来越具有国际 性”，这是美国宗教游说十分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 其次，《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通过对国会议员助手及宗 教游说团体的大量个别访谈、民意测验和文献资料，浓笔重彩地 勾勒了主流新教、和平主义新教、福音派、基要派、天主教和犹太 教等宗教游说团体的游说策略和幕后活动。该书的第六章是关 ·于要求给予公立学校学生宗教团体与其他学生团体同样权利， 即在课余时间使用学校设施的《平等使用权法》通过前后立法斗 争和策略的个案研究，堪称研究宗教游说团体游说策略、成效和 这些团体之间互动的经典研究，为我们了解宗教游说团体在美 国国会的具体运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此前关于游说团体的 研究往往只注重这些团体的“投入”（即组织、策略和目标等）而 忽视“产出”（即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作者根据传统的“局外人” 和“局内人”游说策略的分类，把宗教团体的国会游说战略分为 从国会议员家乡选区施加压力的策略和传统的局内人策路两 类，前者包括大规模群众动员、精英动员、直接选民动员及操纵 媒体事件等。一般来说，主流派或自由派教会擅长直接的局内 人策略，而福音保守派教会则依赖间接的基层或草根动员。不 过作者发现，在此前的10年中，无论是主流派还是福音派教会 均在调整策略以扩大影响，主流派教会正日益采用直接通信等 基层动员手段，而福音派教会也越来越成为“局内人”，在国会各 种程序、规则和委员会中游刃有余，游说策略或手段已不足以区 ·4·
分神学或意识形态不同的教会团体。不过，在赫茨克撰写此书 的年代，自由派和保守派教会似确有“分工”或“专长”：自由派教 会强调外交和国内经济问题，而保守派教会则更关注社会和道 德文化问题。作者责疑当时所谓宗教游说团体尤其是自由派团 体脱离教会群众、是“没有军队的将军”的流行观点，指出宗教游 说者的游说政策并非且不可能总是与教堂座位上的普通信众大 相径庭。事实上，一般来说宗教游说团体的成效是与它们代表 其成员的程度成正比的，只有在那些不仅有本教会信徒赞同、而 且赢得广大社会支持的议题上它们才最为有效。作者承认宗教 团体的游说政策、尤其是自由派团体的游说政策，有时确实与本 教会会众观点之间有较大差距，指出此种代表制上的缺陷可能 导致这些团体政治上边缘化甚至出局的结果。宗教保守派游说 团体比自由派游说团体在适应国会实用、竟争、多元和妥协的政 治现实方面更快且更具灵活性，作者的这一发现既出乎意料又 颇具讽刺意味。 再次，《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的另一重要发现，就是宗教 游说团体与它们在其中进行游说活动的国会环境之间的互动。 宗教游说团体如要在各种自由派议题（如反对支持尼加拉瓜反 政府武装、国际救济)和保守派议题（如反对堕胎、反对《平等权 利修正案》、学校祈祷)上影响国会决策，它们就必须调整游说策 略以适应国会多元化的压力体系和讨价还价的游说规则，而国 会组织和环境“也在宗教团体中助长了某种战术性实用主义”， 并且使宗教先知主义和许多宗教组织的激进或边缘政治温和 化。作者指出，除人数少、预算低和缺乏经验等先天不足外，宗 教游说团体的最大弱点就是坚持先知式的道德立场，在政治过 程中以非白即黑的两分法来看待问题，而国会是拒绝好斗的极 端立场的，因此宗教游说团体在“见证真理”和取得政治影响力 ·5
之间必须有所取舍。事实上为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无论自由 派如“全国基督教协会”还是保守派如“道德多数派”都必须与政 治磨合，扩大支持面而放弃某些极端的立场，甚至与对手结盟。 因此“成功等于妥协”，较少宗教性往往意味着较大的实效，美国 政治中被广泛接受的世俗表述要被用来取代狭窄的教会语言或 先知式的宏论，而“策略上的通情达理可转化为对体制的通融”。 不过作者告诫宗教游说团体的是，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为人们 提供安全感和社区感是其立身之本，如宗教团体过多或过于公 开地介入政治，引入政治斗争中的功利和胜负动因，那就将损害 宗教的功能及教会在美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并导致宗教政治 化或那种认为在公共事务中只有一个道德或宗教上可接受的立 场的观点。因此，如何在道德权威和政治参与之间保持适度平 衡，一直是宗教游说团体所面临的难题。 当然与所有学术著作一样，《在华盛顿代表上帝》远非无懈 可击。有学者认为作为该研究主要依据的对宗教团体的访谈范 围较窄，所采访的34个团体中的大部分是白人新教团体，作为 美国最大教会的天主教会和游说最有效的犹太人团体在作者的 名单中只各占3席，作者列入福音派的9个团体中至少有6个 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派。因此这一研究宗教团体代表性的著作 本身的代表性也受到责疑。另外，对本书的批评还包括：因该书 组织结构之需要，作者在不同的标题下反复讨论某些宗教游说 团体，有重复拖沓之嫌；对教会游说这种宗教行动主义的宪法框 架的讨论尚付阙如；宗教游说团体、广大选民和国会议员之间的 三角关系也许比作者所描述的更为动态和复杂；而《平等使用权 法》无论在美国政治还是美国政教关系的发展中，均非重要立 法，对该法案的研究，不管多么详尽，似乎并不能真正说明宗教 游说对美国公共政策究竟有多大影响。事实上如果只有采取非 6
宗教语言和世俗政治战略才能取胜，那么也许反而说明宗教游 说对政治的影响有限。尽管有上述种种批评，《在华盛顿代表上 帝》仍称得上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于美国宗教游说的权 威性学术专著。 笔者在《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出版后不久便见到此书，以后 还将它列为所授美国宗教课程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作为全国高 校文科重点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设有美国宗教与社会 研究项目。作为跨宗教和政治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华盛顿 代表上帝》一书的翻译工作于是便被纳入该研究项目的出版计 划，以期增进对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对宗教游说团体 在美国国会的具体运作过程更深入的了解。在翻译此书的过程 中，我们得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许多支持。该书的出版者美国 田纳西大学出版社的政治学部主任珍妮弗·M.赛勒(Jennifer M. Siler)女士代表出版社慷慨赠与我们该书中文版版权；赫茨克教 授不仅自始至终地关心我们的翻译情况，并且还专门为我们撰 写了中文版序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宗教 与美国外交政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宗教与 美国社会”和美国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均为本书的 翻译出版提供了经费。对此我代表译者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我的两位研究生黄凯和吴志浩分别翻译了第一至第四章和第五 至第七章的大部分初稿，我则做了补译和改译工作，并通校了全 书。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翻译中的错漏在所难免，祈望行 家指正。 徐以骅 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2003年3月21日 7
中文版序言 我对《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被译成中文既深为感激又愧 不敢当，并始终感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徐以骅博士和他的 助手译成此书。 出版一本书就像把一个孩子带到世上，书一经写成就有自 己独立于作者的生命。本序言给予我一个机会来思考和政进我 在关于美国宗教游说团体研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令人吃惊的 是我在此前并没有机会这样做。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问世于15年前，它的有些部分已过 时，或与当前的斗争关系较少，这并不奇怪。但本书的中心论点 仍然适用，甚至适用性还超过以往。我在书中争辩说，宗教游说 团体在华盛顿游说界的压力体系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通常代 表着普通美国人被忽视的关怀。正如我所注意到的那样，华盛 顿绝大多数游说团体代表这种或那种经济利益。而在另一方 面，宗教游说团体则表达了道德的、人道主义的或超越狭隘物质 利益的以价值观为出发点的关怀。 这并不是说宗教团体在道德目标，甚至在何种政治可推进 这些道德目标上达成一致。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之间有极大 分歧，这些分歧根植于美国宗教实践的多元主义。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产生美国此种宗教活力（尤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的 ·8*
宗教自由市场却也造成了通常相互制约的众多声音，但正如我 在书中所注意到的，宗教团体一旦形成广大联盟便可能很强大， 因此，精明的宗教领导人努力结交广大盟友，有时与那些持异见 者结盟。于是我们便看到因问题而异的联盟，包括一些我称之 为奇怪同路者的引人注目的联盟。这一看法至今仍然正确。 至今尚在的还有不同宗教团体带到首都的势力格局。我们 继续看到犹太游说团体的精明和精英接触路线、再生福音派的 草根势力、天主教会的机构力量和主流新教教会根深蒂固的存 在。不同宗教社团的性质显然决定着它们所依据的资源。 让我们来看看本书需要改进的一些主要方面。其中之一显 然就是宗教团体的新陈代谢。比如我在本书中未提到穆斯林团 体，20世纪80年代时它们在全国性场合几乎还不存在。从那 时起伊斯兰教组织迅速增长，把新的视角带入全国性辩论。有 趣的是穆斯林团体有时与自由派宗教领导人站在一起，如在中 东政策上；有时又与保守派站在一起，如在用来支付私立学校学 费的教育券、堕胎和基于信仰的行动上。虽然各种不同的穆斯 林团体间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尤其在反对以信仰划线或诽谤穆 斯林教徒上，但这里亦初现某种多元主义。在“9·11事件”后， 一些美国伊斯兰教团体比其他团体更有力地谴责恐怖主义，而 “苏非派”组织甚至指责一些主要穆斯林团体与伊斯兰激进主义 暗通款曲。 另一变化是“道德多数派”和“基督教之声”已不复存在，它 们曾是基督教右翼的先锋组织。随它们而去的是20世纪80年 代和90年代初吸引大部分煤体关注的好斗的基要主义表述。 这些好斗组织被以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为首的 “监狱团契”、由加里·鲍尔(Gary Bauer)创建的“家庭研究会”以 及“全国福音派协会”等较主流福音派新教团体取而代之。由电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