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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9月,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小品文刊物《论语》(半月刊)。“论语派”因此而得 名。此后,于1934和1935年,他又办起了《人间世》、《宇宙风》。此三个刊物都属于同一 个类型。在《论语》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群体包括林语堂、周作人、刘半农、俞平伯 老舍等。该刊声言“不谈政治”,反对“涉及党派政治”,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 调”,专门刊载“取较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的小品文(即提倡个人主义的“言志派”小品)。 林语堂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 他们宣扬“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候给人家笑笑,有时笑笑人家”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要以“幽默”来反对“关心世道、讽刺时事”的凌厉之作,创“火气不要太盛”的“淡然之 味”。这是在逃避严峻的现实斗争。林语堂、周作人本来是“语丝派”的中坚,但这时他们 都已经失掉了当年的激进锐气,想做“隐士”。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治、文化围剿 他们有话也不敢直说 鲁迅和不少革命作家对“论语派”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鲁迅作了《“论语”一年》、《小 品文的危机》、《帮闲法发隐》等许多文章。他说:这种“幽默”和“闲适”,实质上是“将 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样的作品,是有闲阶级的“小摆设”,是反动 派的“帮闲文学”。帮闲就是帮凶。只不过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他 指出:“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 客观的角度看,“论语派”实际上充当了为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角色,在当时阶级斗争 异常激烈的背景中,对于人们起了麻痹人心、腐蚀斗志的作用。 鲁迅指出,真正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左翼作家们则办起了《太白》半月刊,针对性地专门刊载抨击时事的进步的小品文。 究其思想意识的内核,还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围绕着这几次批判、论争,我们可以看到,其与五四时期不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 级文艺思想的交锋。其矛盾基本上集中在文艺与政治、文艺的阶级性等方面。实际上,30 年代的这些批判、论争,一直延续到40年代和解放以后。1932 年 9 月,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小品文刊物《论语》(半月刊)。“论语派”因此而得 名。此后,于 1934 和 1935 年,他又办起了《人间世》、《宇宙风》。此三个刊物都属于同一 个类型。在《论语》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群体包括林语堂、周作人、刘半农、俞平伯、 老舍等。该刊声言“不谈政治”,反对“涉及党派政治”,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 调”,专门刊载“取较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的小品文(即提倡个人主义的“言志派”小品)。 林语堂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 他们宣扬“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候给人家笑笑,有时笑笑人家”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要以“幽默”来反对“关心世道、讽刺时事”的凌厉之作,创“火气不要太盛”的“淡然之 味”。这是在逃避严峻的现实斗争。林语堂、周作人本来是“语丝派”的中坚,但这时他们 都已经失掉了当年的激进锐气,想做“隐士”。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治、文化围剿, 他们有话也不敢直说。 鲁迅和不少革命作家对“论语派”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鲁迅作了《“论语”一年》、《小 品文的危机》、《帮闲法发隐》等许多文章。他说:这种“幽默”和“闲适”,实质上是“将 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样的作品,是有闲阶级的“小摆设”,是反动 派的“帮闲文学”。帮闲就是帮凶。只不过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他 指出:“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 客观的角度看,“论语派”实际上充当了为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角色,在当时阶级斗争 异常激烈的背景中,对于人们起了麻痹人心、腐蚀斗志的作用。 鲁迅指出,真正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左翼作家们则办起了《太白》半月刊,针对性地专门刊载抨击时事的进步的小品文。 究其思想意识的内核,还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围绕着这几次批判、论争,我们可以看到,其与五四时期不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 级文艺思想的交锋。其矛盾基本上集中在文艺与政治、文艺的阶级性等方面。实际上,30 年代的这些批判、论争,一直延续到 40 年代和解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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