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际:中唐时期的“天论”与诗歌转型 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犹与书写的稳定的起点—中唐的诗文开始了一个 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回家”的时代。书写者在回向日常,回向自我的 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过程中,注目并把玩着生命的细节与常态,只是 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必将有一可”这个时代尚未能找到庭院生活与公共世界之间有 韩愈“韩愈文集”687-88)。作为诗人,韩愈效勾连与平衡的渠道,故而日常的书写以及对自 “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与造化争功;作为文我的戏谑中,总会展露出难以掩藏的紧张与失落 儒士,韩愈希图达则行道、穷则著书以承斯文于不 坠,无论人生得意抑或失意,即使远贬潮州,晚年 二、天人不相与:柳宗元诗文的 的政治生涯跌至低谷时,韩愈依然未曾忘却立功、 “骚怨”与“孤独” 立言的人生理想。天人相残,故而其斗而胜者即 为天人秩序的设定者。在韩愈的圣人谱系的构建 永贞元年,柳宗元被贬邵州,旋改永州,至楚 中,著名竹帛者,无一不是在混沌与混乱中制定秩极南之地。在其人生的最后十数年中,除宪宗元 序、为人世生活开出新貌者。“古之时,人之害多和十年一返京师外,柳宗元一直生活在遥远而荒 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僻的南方。这位背负家族振兴之望而弱冠之年即 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有大名的永贞政坛新星,在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 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中被迅速边缘化。由北而南的空间位移虽然让失 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意的诗人厄郁满怀,但其诗文却在南方的山水中大 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开声色,诚如韩愈之言,是其所幸矣,抑其所不幸 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矣!在今日的唐诗研究中,柳宗元是足以和韩愈并 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肩而立的人物,甚至在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中,柳与 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韩也是有着大体相近之理念的同一场文学运动的 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主倡者。虽然,文学史的主流叙事并未忽略柳韩之 今其言卧:‘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间在思想与文学甚至政治理念上的差异,但当此 民不争。鸣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种差异之分析同样聚焦于个性与遭际等层面时 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柳韩差异”依然缺乏一个稳定的逻辑起点。对 也,无爪牙以争食也”(韩愈,“韩愈”2)。个体的韩愈生命样态存有巨大影响的《天说》,不见于韩 生命的原态也如混沌的自然一般,故而生命的展集而存之于柳集,而此场天人之论的思想事件,亦 开也是自我修饰锻炼的过程。生命修养需游于实由柳韩之间的一场对话所引发。相比于韩愈的 《诗》、《书》之源、行于仁义之途,以“尚志”为根愤激与决绝,柳宗元的天说似乎更为平和、理性 柢,以“直养”为工夫,⑤只是在社会群体生活中 行于仁义之途者鲜,行于利禄之途者众。尚志养 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 气者常困苦而寂寞,即使志向贞定如韩愈者,在人 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 生低落时,亦有喟叹、抱怨以及借酒消愁之举。人 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 与天的相抗以及作为其转化形式的人与他人、人 虽大,无疑果蒇、痈痔、草木也。假而有 与传统以及人与惯习的相抗,造成了韩愈生命的 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繁 高度紧张感。对“自我”的珍视,恰恰需要借助对 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蒇 于自我的嘲弄与戏谑,方能在文字的世界中消弭 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 紧张,安顿身心“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其 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 复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 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 兮,不为虐也’《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 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信子之仁义以 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韩愈“韩愈” 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 562)。在天人分化的世界中,诗人只能依赖自我的 蒇、痈痔、草木耶?(柳宗元44243) 感受与判断去重新理解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由 此,日常生活的空间与事件即成为自我感受、判断天地不过一“大果蒇”而己,无关于人间的存亡得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天人之际: 中唐时期的“天论”与诗歌转型 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犹 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 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 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必将有一可” ( 韩愈，“韩愈文集” 687-88) 。作为诗人，韩愈 “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与造化争功; 作为文 儒士，韩愈希图达则行道、穷则著书以承斯文于不 坠，无论人生得意抑或失意，即使远贬潮州，晚年 的政治生涯跌至低谷时，韩愈依然未曾忘却立功、 立言的人生理想。天人相残，故而其斗而胜者即 为天人秩序的设定者。在韩愈的圣人谱系的构建 中，著名竹帛者，无一不是在混沌与混乱中制定秩 序、为人世生活开出新貌者。“古之时，人之害多 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 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 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 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 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 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 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 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 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 今其言曰: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 民不争。’呜呼! 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 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 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 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韩愈，“韩愈”2) 。个体的 生命的原态也如混沌的自然一般，故而生命的展 开也是自我修饰锻炼的过程。生命修养需游于 《诗》、《书》之源、行于仁义之途，以“尚志”为根 柢，以“直养”为工夫，⑤ 只是在社会群体生活中， 行于仁义之途者鲜，行于利禄之途者众。尚志养 气者常困苦而寂寞，即使志向贞定如韩愈者，在人 生低落时，亦有喟叹、抱怨以及借酒消愁之举。人 与天的相抗以及作为其转化形式的人与他人、人 与传统以及人与惯习的相抗，造成了韩愈生命的 高度紧张感。对“自我”的珍视，恰恰需要借助对 于自我的嘲弄与戏谑，方能在文字的世界中消弭 紧张，安顿身心。“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其 复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 ‘善戏谑 兮，不为虐也。’《记》曰: 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 恶害于道哉? 吾子其未之思乎?”( 韩愈，“韩愈” 562) 。在天人分化的世界中，诗人只能依赖自我的 感受与判断去重新理解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由 此，日常生活的空间与事件即成为自我感受、判断 与书写的稳定的起点———中唐的诗文开始了一个 “回家”的时代。书写者在回向日常，回向自我的 过程中，⑥注目并把玩着生命的细节与常态，只是 这个时代尚未能找到庭院生活与公共世界之间有 效勾连与平衡的渠道，故而日常的书写以及对自 我的戏谑中，总会展露出难以掩藏的紧张与失落。 二、天人不相与: 柳宗元诗文的 “骚怨”与“孤独” 永贞元年，柳宗元被贬邵州，旋改永州，至楚 极南之地。在其人生的最后十数年中，除宪宗元 和十年一返京师外，柳宗元一直生活在遥远而荒 僻的南方。这位背负家族振兴之望而弱冠之年即 有大名的永贞政坛新星，在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 中被迅速边缘化。由北而南的空间位移虽然让失 意的诗人厄郁满怀，但其诗文却在南方的山水中大 开声色，诚如韩愈之言，是其所幸矣，抑其所不幸 矣! 在今日的唐诗研究中，柳宗元是足以和韩愈并 肩而立的人物，甚至在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中，柳与 韩也是有着大体相近之理念的同一场文学运动的 主倡者。虽然，文学史的主流叙事并未忽略柳韩之 间在思想与文学甚至政治理念上的差异，但当此 种差异之分析同样聚焦于个性与遭际等层面时， “柳韩差异”依然缺乏一个稳定的逻辑起点。对 韩愈生命样态存有巨大影响的《天说》，不见于韩 集而存之于柳集，而此场天人之论的思想事件，亦 实由柳韩之间的一场对话所引发。相比于韩愈的 愤激与决绝，柳宗元的天说似乎更为平和、理性: 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 天; 下而黄者，世谓之地; 浑然而中处者， 世谓之元气; 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 虽大，无疑果蓏、痈痔、草木也。假而有 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 繁 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 天地，大果蓏 也; 元气，大痈痔也; 阴阳，大草木也，其 乌能赏功而罚祸乎? 功者自功，祸者自 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 呼而怨，欲望其 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信子之仁义以 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 蓏、痈痔、草木耶? ( 柳宗元 442-43) 天地不过一“大果蓏”而已，无关于人间的存亡得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