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1日 第1卷第9期)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对革命文学的性质、任务、内容、形式和作家世界观的转变等问 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受到当时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 缺乏正确的估计和分析,在理论主张上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偏颇之处。他们片面强调文学的宣传作用 而抹杀其审美特征,视文学为“武器”、“留声机器”,极力为“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辩护。他们 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新文学先驱 者。钱杏邨否定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认为鲁迅写作的那个“阿Q时代早已死去”,鲁迅的创作大 都“没有现代的意味”,“只能代表清末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真能代表五四时代的创作 实在不多”。(《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杜荃判定鲁迅是“封建余 孽”、“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谛)!”并对鲁迅进行人身攻 击,谩骂鲁迅是“绍兴师爷”、“态度太不行”、“气量太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创造月刊》1928年8月第2卷第期)成仿吾则将一些资深作家戴上“有产者与小有产者代表”的帽 子,口口声声要“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我们还得预先下个决心,踢他们出去”。(《打 发他们去!》,《文化批判》1928年2月第2号)鲁迅面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鲁迅写下了《醉 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现今 的新文学的概观》、《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意义,同时批评了创造 社、太阳社成员理论上的偏颇。鲁迅认为,革命文学“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 挂招牌”。在他看来,“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 (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 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与革命》,《新月》1928年6月第1卷第4 期)鲁迅的意见是辨证的、实事求是的,它有利于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这些意见在当时并未引起 重视,反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写在〈野蔷薇〉的 前面》等文中提出“写自己熟悉的”主张,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漠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性能 所造成的标语口号倾向。茅盾还尖锐地指出了造成标语口号文学的原因:“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了文 艺的本质,或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一一狭义的,一一或虽无此忽略与成见而缺乏了文艺素养的人 们,是会不知不觉走上了这条路的。”(《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10月第19卷第10 期)茅盾的意见无疑是对“革命文学”狂热病的一副清醒剂,可惜“革命文学家”们不但听不进 去,反而对其大兴问罪之师。 革命文学的论争,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场论争,虽然存在着诸多缺点甚至错误,但它确 定了新文学的无产阶级方向,其意义和功绩是不容抹杀的。这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 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作了积极的准备 左联的成立及历史功绩 1930年初,中共中央委托江苏省委做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联络和解工作。同年2月16 日,革命文学论争双方的代表召开了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为主题的讨论 会,并推举冯乃超、钱杏邨、冯雪峰等人组成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 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四十余人。大会选出 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赤二人为 候补委员。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宣告“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 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 阶级艺术的产生”,将“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识”，“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1日 第1卷第9期）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对革命文学的性质、任务、内容、形式和作家世界观的转变等问 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受到当时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 缺乏正确的估计和分析，在理论主张上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偏颇之处。他们片面强调文学的宣传作用 而抹杀其审美特征，视文学为“武器”、“留声机器”，极力为“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辩护。他们 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新文学先驱 者。钱杏邨否定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认为鲁迅写作的那个“阿Q时代早已死去”，鲁迅的创作大 都“没有现代的意味”，“只能代表清末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真能代表五四时代的创作 实在不多”。（《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杜荃判定鲁迅是“封建余 孽”、“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并对鲁迅进行人身攻 击，谩骂鲁迅是“绍兴师爷”、“态度太不行”、“气量太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创造月刊》1928年8月第2卷第期）成仿吾则将一些资深作家戴上“有产者与小有产者代表”的帽 子，口口声声要“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我们还得预先下个决心，踢他们出去”。（《打 发他们去！》，《文化批判》1928年2月第2号）鲁迅面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鲁迅写下了《醉 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现今 的新文学的概观》、《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意义，同时批评了创造 社、太阳社成员理论上的偏颇。鲁迅认为，革命文学“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 挂招牌”。在他看来，“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 （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 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与革命》，《新月》1928年6月第1卷第4 期）鲁迅的意见是辨证的、实事求是的，它有利于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这些意见在当时并未引起 重视，反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写在〈野蔷薇〉的 前面》等文中提出“写自己熟悉的”主张，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漠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性能 所造成的标语口号倾向。茅盾还尖锐地指出了造成标语口号文学的原因：“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了文 艺的本质，或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狭义的，——或虽无此忽略与成见而缺乏了文艺素养的人 们，是会不知不觉走上了这条路的。”（《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10月第19卷第10 期）茅盾的意见无疑是对“革命文学”狂热病的一副清醒剂，可惜“革命文学家”们不但听不进 去，反而对其大兴问罪之师。 革命文学的论争，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场论争，虽然存在着诸多缺点甚至错误，但它确 定了新文学的无产阶级方向，其意义和功绩是不容抹杀的。这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 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作了积极的准备。 三、左联的成立及历史功绩 1930年初，中共中央委托江苏省委做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联络和解工作。同年2月16 日，革命文学论争双方的代表召开了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为主题的讨论 会，并推举冯乃超、钱杏邨、冯雪峰等人组成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 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四十余人。大会选出 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赤二人为 候补委员。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宣告“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 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 阶级艺术的产生”，将“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