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与其相对的是噼辞”,“理决定辞”,所以庭坚说“文章最为儒者末事"。这一点与当时的理学文论有相似之处, 可以说是受了理学思潮的影响。 但黄庭坚用来度化后学的主要还不是这"理得而辞顺的道理。江西后学作诗得力之处仍在于"技,而他自己的创作 为避平庸而力求奇拗,也没有真正做到顺。所以后人批评他"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 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至于庭坚所推重的不烦绳削而自合"之 境,乃由句法绳墨"入”,而后从字句绳墨咄出",则所合者,亦不过是字句绳墨而已。这是与苏轼的辞达”之说有所 答洪驹父书 驹父外甥教授:别来三岁,未尝不思念。闲居绝不与人事相接,故不能作书,虽晋城亦未曾作书也。专人来,得手 书,审在官不废讲学,眼食安胜,诸稚子长茂,慰喜无量。 寄诗语意老重,数过读,不能去手,继以叹息,少加意读书,古人不难到也。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 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 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干里,要自发源注海耳。 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 外甥勉之,为我雪耻。 《骂犬文》虽雄奇,然不作可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甚恨不得相见,极论诗与文章之善病,临书不能万一,干万强学自爱,少饮酒为佳。 所寄《释权》一篇,词笔从横,极见日新之效。更须治经,深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 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 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 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 有唐代,诗有杜甫,文有韩愈,他们都将文学推向了一个艺术巅峰。如何为宋代文学力辟余地,是宋代文论难以 回避的问题。苏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为宋代诗坛带来了新的风气。黄庭坚并不赞同这种冈格,而仍坚持温柔敦 厚"的诗教原则。对于宋代诗歌的发展方向,他有自己的思考。 黄庭坚的诗学是通过对杜、韩的文学成就的总结而建立起来的。他认为,他们的成功在于“无-字无来处,而取得 这种成功的唯一途径,不外就是熟读前人文字。为了引导初学者,他更多地在技术层面上予以点拨,不免给人以 专注于字句出处与点化、从字句中求生路的印象。实际上,他自己也常常将拾遗句中有眼"(《赠高子勉》)视为 心得。对此,陆游批评道:“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唱 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老学庵笔记》卷七)确实,杜、韩的成就,原本 就不仅仅是字字有来处。无论如何,字字求出处,毕竟不是“向上一路",对许多在才气与性情上皆有所不足的迫 随者来说,其结果只能是陷于掉书袋的习气,并且难以超拔于模拟古人文字的境地。 不过,黄庭坚的初衷,不过是以熟读为"入处,如何出才是其诗学的归趣。他给出了具体的岀出"路。 首先是出乎古人的词意,以获得以故为新、变俗为雅的效果。其方法,一是“点铁成金”,也就是借用古人的"陈 词而易以新意;二是夺胎换骨”,即用古人意思而自铸新词。但是庭坚自己并不能保证"点铁'能成金,正如方回 所说的:“黄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谈、《世说》中不紧要字,融液为诗。"(《桐江集·刘元晖诗评》)。更其下 者,则不免厕身于人家的屋檐而出不来,于是王若虚批评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 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滹南诗话》)这样 批评黄庭坚并不客观,但由"点铁而为剽窃”,却也不能不说正是末流之弊 其次是出乎古人的法度。“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始终关键,有开有阖",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说是“始知作文 章¨。在这方面,古往今来有许多作家都做得非常岀色,“篇籍具在,法度粲然”(《杨孑建通神论序》),所以可以 通过熟读"的方式去加以悉心领会。庭坚所确立的学习榜样不拘一家,且不论古今,亦可谓转益多师是吾师、不 薄今人爱古人。读而后摹之仿之,了然于心,即可从种种绳墨中脱身而出,能够行之以“无意之心而法度自在其 中,使作品更无斧凿痕”(《与王观复书》二),这便是化而出"之 黄庭坚的化腐朽为神奇之术,确实是一种模拟技巧,但这只是他对初学者的要求。将其诗学看作是“模拟主 义"或形式主义,并不正确。首先,在其诗学中有一种强烈的创新精神。庭坚自称心醉于《诗》与《楚词》,似 若有得,然终在古人后”(《与秦少章书》),这恰佁流露出其不为牛后”(《赠高子勉》)的野心。宋人生唐 后,开辟真难为”(蒋士诠),在此背景下,庭坚试图另辟蹊径,其致力于艺术形式上的探究,可谓用心良苦。其根本，与其相对的是“辞”，“理”决定“辞”，所以庭坚说“文章最为儒者末事”。这一点与当时的理学文论有相似之处， 可以说是受了理学思潮的影响。 但黄庭坚用来度化后学的主要还不是这“理得而辞顺”的道理。江西后学作诗得力之处仍在于“技”，而他自己的创作 为避平庸而力求奇拗，也没有真正做到“顺”。所以后人批评他“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 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至于庭坚所推重的“不烦绳削而自合”之 境，乃由句法绳墨“入”，而后从字句绳墨“出”，则所“合”者，亦不过是字句绳墨而已。这是与苏轼的“辞达”之说有所 不同的。 答洪驹父书 驹父外甥教授：别来三岁，未尝不思念。闲居绝不与人事相接，故不能作书，虽晋城亦未曾作书也。专人来，得手 书，审在官不废讲学，眼食安胜，诸稚子长茂，慰喜无量。 寄诗语意老重，数过读，不能去手，继以叹息，少加意读书，古人不难到也。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 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 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 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 外甥勉之，为我雪耻。 《骂犬文》虽雄奇，然不作可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甚恨不得相见，极论诗与文章之善病，临书不能万一，千万强学自爱，少饮酒为佳。 所寄《释权》一篇，词笔从横，极见日新之效。更须治经，深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 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 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 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 有唐一代，诗有杜甫，文有韩愈，他们都将文学推向了一个艺术巅峰。如何为宋代文学力辟余地，是宋代文论难以 回避的问题。苏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为宋代诗坛带来了新的风气。黄庭坚并不赞同这种风格，而仍坚持“温柔敦 厚”的诗教原则。对于宋代诗歌的发展方向，他有自己的思考。 黄庭坚的诗学是通过对杜、韩的文学成就的总结而建立起来的。他认为，他们的成功在于“无一字无来处”，而取得 这种成功的唯一途径，不外就是“熟读”前人文字。为了引导初学者，他更多地在技术层面上予以点拨，不免给人以 专注于字句出处与点化、从字句中求生路的印象。实际上，他自己也常常将“拾遗句中有眼”（《赠高子勉》）视为 心得。对此，陆游批评道：“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唱 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老学庵笔记》卷七）确实，杜、韩的成就，原本 就不仅仅是字字有来处。无论如何，字字求出处，毕竟不是“向上一路”，对于许多在才气与性情上皆有所不足的追 随者来说，其结果只能是陷于掉书袋的习气，并且难以超拔于模拟古人文字的境地。 不过，黄庭坚的初衷，不过是以“熟读”为“入”处，如何“出”才是其诗学的归趣。他给出了具体的“出”路。 首先是“出”乎古人的词意，以获得以故为新、变俗为雅的效果。其方法，一是“点铁成金”，也就是借用古人的“陈 词”而易以新意；二是“夺胎换骨”，即用古人意思而自铸新词。但是庭坚自己并不能保证“点铁”能“成金”，正如方回 所说的：“黄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谈、《世说》中不紧要字，融液为诗。”（《桐江集·刘元晖诗评》）。更其下 者，则不免厕身于人家的屋檐而“出”不来，于是王若虚批评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 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滹南诗话》）这样 批评黄庭坚并不客观，但由“点铁”而为“剽窃”，却也不能不说正是末流之弊。 其次是“出”乎古人的法度。“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始终关键，有开有阖”，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说是“始知作文 章”。在这方面，古往今来有许多作家都做得非常出色，“篇籍具在，法度粲然”（《杨子建通神论序》），所以可以 通过“熟读”的方式去加以悉心领会。庭坚所确立的学习榜样不拘一家，且不论古今，亦可谓“转益多师是吾师”、“不 薄今人爱古人”。读而后摹之仿之，了然于心，即可从种种绳墨中脱身而出，能够行之以“无意”之心而法度自在其 中，使作品“更无斧凿痕”（《与王观复书》二），这便是化而“出”之。 黄庭坚的“化腐朽为神奇”之术，确实是一种模拟技巧，但这只是他对初学者的要求。将其诗学看作是“模拟主 义”或“形式主义”，并不正确。首先，在其诗学中有一种强烈的创新精神。庭坚自称“心醉于《诗》与《楚词》，似 若有得，然终在古人后”（《与秦少章书》），这恰恰流露出其“不为牛后”（《赠高子勉》）的野心。“宋人生唐 后，开辟真难为”（蒋士诠），在此背景下，庭坚试图另辟蹊径，其致力于艺术形式上的探究，可谓用心良苦。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