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监督，指的是政策监控的主体从一定制度、法规的依据出发对政策系统的运行包 括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及终结活动进行监视和督促的行为。 政策监督应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第一，建立必要的制度、法规，明确职责。这是形成 政策监控的依据问题，有了一定的法规制度，明确了政策主体的职责，政策监督就有了依 据：第二，攻策监督者与政策监督对象之间应保持时时沟通，即通过各种监督机构或机制 及时了解政箭系统云行了解堂挥政管间职和政笛日标，使监督有明确的标准：第三，在机 构设置上保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只有不受掣肘，才能勇于监督，敢于提出异议：第四， 对监督对象有影响权，影响权包括对违反制度、法规和政策者加以处罚和责令其纠正政策 过程中的各种错误和偏差的权力。 政策监督活动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之中，它的内容包括对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及终 结的监督等。下面分别对这些内容加以简要介绍 1,对政策制定活动的监督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相当部分的学术研究表明，官僚们能够转而为狭隘的集团利 益服务。有人证实，行政官员中存在着一种同现存政策结合并抗拒可能带来组织变化的创 议的趋势。相应地，行政决策可能被排除了重要决策标准的技术取向所支配。托马斯·麦 加里蒂(Thomas MeGarity)在对几项行政机关的研究的基础上，注意到“技术官僚的理性 顿向于在决策过程的早期阶段缩小选择的范围并且排斥后来出现的新的选择，问题的规定 性本身就可能取消了选择机会。”这说明由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决策者个人及其所代表 的集团或党派的利益与偏好不同，也由于决策者所掌握的信息有限、以有限的甚至是错误 的知识体系或价值体系为指导，决策者所制定出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可能是不完善的。 以我国的电信业改革为例。中国的电信业过去一直由政府垄断，现在成为试图放开的 行业。信息产业部对电信企业进行了重组，将国家主体电信企业“中国邮电电信总局”从 纵向上分为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卫星通讯集团公司和中国 呼通讯集团公司：同时实行政企分开，信息产业部与各电信公司脱离了经济和隶属关系 应该说，这种改组从专业化方面加强了纵向垄断，没有解决竞争问题，以致反映在行业政 策上，电信企业利用独占网络的特权制定高资费，不允许其他竞争者低价租用网络，对寻 呼、信息服务和互联网等业务的经营者收取很高的专线和中断线资费，阻碍了电信、计算 机和电视三网合一。毫无疑问，这些垄断行业的高资费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从价值取 问来说，偏离了“公共”原则。② 决策者对国内外形势的不完全正确的认识等因素也影响着决策的科学性。同时，由于 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可能没有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制定出的 政策不合法。如一些地方政策以保护主义为价值取向，制定出一些损害“公共利益”的公 共政策，对本地区资源和市场的行政性保护现象以及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和本地区利 益，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同行业竞争进入等。陕西某县出台过一项政策，规定非 本县生产的香烟。一律按“走私烟”处理。无独有偶，重庆有一个县公开禁止外地化巴进 D「美1成廉·F·韦斯特，控制官像，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179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公共管理及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中心编.中国公共政策 分析(2001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3页， 5 5 政策监督，指的是政策监控的主体从一定制度、法规的依据出发对政策系统的运行包 括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及终结活动进行监视和督促的行为。 政策监督应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第一，建立必要的制度、法规，明确职责。这是形成 政策监控的依据问题，有了一定的法规制度，明确了政策主体的职责，政策监督就有了依 据；第二，政策监督者与政策监督对象之间应保持时时沟通，即通过各种监督机构或机制 及时了解政策系统运行了解掌握政策问题和政策目标，使监督有明确的标准；第三，在机 构设置上保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只有不受掣肘，才能勇于监督，敢于提出异议；第四， 对监督对象有影响权，影响权包括对违反制度、法规和政策者加以处罚和责令其纠正政策 过程中的各种错误和偏差的权力。 政策监督活动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之中，它的内容包括对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及终 结的监督等。下面分别对这些内容加以简要介绍。 1． 对政策制定活动的监督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相当部分的学术研究表明，官僚们能够转而为狭隘的集团利 益服务。有人证实，行政官员中存在着一种同现存政策结合并抗拒可能带来组织变化的创 议的趋势。相应地，行政决策可能被排除了重要决策标准的技术取向所支配。托马斯·麦 加里蒂（Thomas McGarity）在对几项行政机关的研究的基础上，注意到“技术官僚的理性 倾向于在决策过程的早期阶段缩小选择的范围并且排斥后来出现的新的选择，问题的规定 性本身就可能取消了选择机会。”①这说明由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决策者个人及其所代表 的集团或党派的利益与偏好不同，也由于决策者所掌握的信息有限、以有限的甚至是错误 的知识体系或价值体系为指导，决策者所制定出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可能是不完善的。 以我国的电信业改革为例。中国的电信业过去一直由政府垄断，现在成为试图放开的 行业。信息产业部对电信企业进行了重组，将国家主体电信企业“中国邮电电信总局”从 纵向上分为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卫星通讯集团公司和中国寻 呼通讯集团公司；同时实行政企分开，信息产业部与各电信公司脱离了经济和隶属关系。 应该说，这种改组从专业化方面加强了纵向垄断，没有解决竞争问题，以致反映在行业政 策上，电信企业利用独占网络的特权制定高资费，不允许其他竞争者低价租用网络，对寻 呼、信息服务和互联网等业务的经营者收取很高的专线和中断线资费，阻碍了电信、计算 机和电视三网合一。毫无疑问，这些垄断行业的高资费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从价值取 向来说，偏离了“公共”原则。② 决策者对国内外形势的不完全正确的认识等因素也影响着决策的科学性。同时，由于 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可能没有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制定出的 政策不合法。如一些地方政策以保护主义为价值取向，制定出一些损害“公共利益”的公 共政策，对本地区资源和市场的行政性保护现象以及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和本地区利 益，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同行业竞争进入等。陕西某县出台过一项政策，规定非 本县生产的香烟，一律按“走私烟”处理。无独有偶，重庆有一个县公开禁止外地化肥进 ① [美] 威廉·F·韦斯特. 控制官僚.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179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公共管理及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中心编.中国公共政策 分析（2001 年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