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技术是如何传播的?民族关系、移民、表达方式是如何影响传播的? 为什么科学技术在不同的文化与境中的发展存在差异? 为什么科学知识和技术会是那样产生和发展?哪些条件是必须的? 自由的科学与规划的科学的发展有什么不同? 做出发明创造的人的社会角色、身份、性别是什么 要深入探究这类问题,我们既要依靠基本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又要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 和方法。比如,要研究科学知识是如何被创造、如何增长的,可以采取认识论的研究方法 或社会学的方法,甚至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要研究技术传播,可以借助经济学、传播学等 学科的理论工具。要研究技术、科学在特定区域的改进和发展,可以参考文化人类学、民俗 学的方法。 研究新问题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是什么”、“谁”、“哪里”之类的老问题都解决了。 即便是古代科技史研究,我们对传统的认识也远未完成,甚至还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仅就 资料而言,宗教书籍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的史料很少被发掘。即便是学者们熟知的《四库 全书》,其中也有很多史料尚未被充分研究和利用。流传于民间的自然知识和传统技术有待 调査、记录和分析。在5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所收的大量基本文献中,被点校、 注释过的只有《九章算术》、《考工记》、《王祯农书》、《天工开物》等少数书籍,被翻译成外 文的就更少了。 35国际化方面尚需努力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直是国际科学史界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要窗口之 。2007年7月20日,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科技史分部主席南伯斯( Ronald l. Numbers)教授在致自然科学史所的贺信中说:“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科技史研究机构,自 然科学史研究所立足于全面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对全国范围内的学者和研究所起着至关重要 的引领作 中国科技史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十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史所与英国、 德国、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印 度、以色列、西班牙、墨西哥、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史机构和学者展开了广泛的交流 与部分国家的研究机构进行了项目合作。自1998年以来,国际一流的科技史家,如劳埃德 ( Geoffery lloyd)、克诺布劳赫(E. Knobloch)、道本周(J. Dauben)、波赛尔(H. Poser)、 柯尼西( Wolfgang Koenig)等先后在我所开设科学技术史课,这对年轻学者了解西方科学 技术史专家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成果很有益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5年,自然科学史所 在北京成功组织了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目前,席泽宗、刘钝都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的 院士,潘吉星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的通讯院士。刘钝曾任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主 席,现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技史分部第一副主席。孙小淳、韩琦、张桕春先后 任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的副主席 几十年来,国内外同行营造了一个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圈子,其中的国外学者 包括专职的中国科技史专家和一些汉学家。这个圈子最主要的交流平台是系列的中国科学史 国际会议和系列的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国际会议,较小的交流平台还有中国、日本、韩国、 欧洲国家、美国和其他地区学者组织的小型学科史会议 然而,在国际合作方面,我们仍有进一步开展的空间,国内同行与海外汉学家的交流还 是不够充分,引用汉学家的论著过少。同样,汉学家对中国科技史界出版物的了解也很不够, 引用中国学者研究论著较少,有时似乎是故意回避。用英语交流,对中国学者来说仍不轻松。 即便汉学家能懂中文,他们也宁愿用英语讨论中国科技史,而不讲中文。这限制着中国学者 表达他们的研究结果和见解,以及了解国外同行的工作 尽管自然科学史所的部分中青年同事经常到国外重要科技史机构访问或从事合作研8 科学和技术是如何传播的？民族关系、移民、表达方式是如何影响传播的？ 为什么科学技术在不同的文化与境中的发展存在差异？ 为什么科学知识和技术会是那样产生和发展？哪些条件是必须的？ 自由的科学与规划的科学的发展有什么不同？ 做出发明创造的人的社会角色、身份、性别是什么？ 要深入探究这类问题，我们既要依靠基本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又要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 和方法。比如，要研究科学知识是如何被创造、如何增长的，可以采取认识论的研究方法， 或社会学的方法，甚至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要研究技术传播，可以借助经济学、传播学等 学科的理论工具。要研究技术、科学在特定区域的改进和发展，可以参考文化人类学、民俗 学的方法。 研究新问题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是什么”、“谁”、“哪里”之类的老问题都解决了。 即便是古代科技史研究，我们对传统的认识也远未完成，甚至还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仅就 资料而言，宗教书籍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的史料很少被发掘。即便是学者们熟知的《四库 全书》，其中也有很多史料尚未被充分研究和利用。流传于民间的自然知识和传统技术有待 调查、记录和分析。在 50 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所收的大量基本文献中，被点校、 注释过的只有《九章算术》、《考工记》、《王祯农书》、《天工开物》等少数书籍，被翻译成外 文的就更少了。 3.5 国际化方面尚需努力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直是国际科学史界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要窗口之 一。2007 年 7 月 20 日，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科技史分部主席南伯斯（Ronald L. Numbers）教授在致自然科学史所的贺信中说：“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科技史研究机构，自 然科学史研究所立足于全面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对全国范围内的学者和研究所起着至关重要 的引领作用。” 中国科技史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十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史所与英国、 德国、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印 度、以色列、西班牙、墨西哥、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史机构和学者展开了广泛的交流， 与部分国家的研究机构进行了项目合作。自 1998 年以来，国际一流的科技史家，如劳埃德 （Geoffery Lloyd）、克诺布劳赫（E. Knobloch）、道本周（J. Dauben）、波赛尔（H. Poser）、 柯尼西（Wolfgang Koenig）等先后在我所开设科学技术史课，这对年轻学者了解西方科学 技术史专家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成果很有益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5 年，自然科学史所 在北京成功组织了第 22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目前，席泽宗、刘钝都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的 院士，潘吉星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的通讯院士。刘钝曾任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主 席，现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技史分部第一副主席。孙小淳、韩琦、张柏春先后 任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的副主席。 几十年来，国内外同行营造了一个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圈子，其中的国外学者 包括专职的中国科技史专家和一些汉学家。这个圈子最主要的交流平台是系列的中国科学史 国际会议和系列的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国际会议，较小的交流平台还有中国、日本、韩国、 欧洲国家、美国和其他地区学者组织的小型学科史会议。 然而，在国际合作方面，我们仍有进一步开展的空间，国内同行与海外汉学家的交流还 是不够充分，引用汉学家的论著过少。同样，汉学家对中国科技史界出版物的了解也很不够， 引用中国学者研究论著较少，有时似乎是故意回避。用英语交流，对中国学者来说仍不轻松。 即便汉学家能懂中文，他们也宁愿用英语讨论中国科技史，而不讲中文。这限制着中国学者 表达他们的研究结果和见解，以及了解国外同行的工作。 尽管自然科学史所的部分中青年同事经常到国外重要科技史机构访问或从事合作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