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五讲从语言特征看西方法理社会和中国礼俗社会 在从语言特征反思东西方近现代社会制序演化变迁的路径差异原因之前,这里也有必要 先简略地回顾一下汉语沿革史,这对我们以下的理论分析,也会有一些助益。据汉语语言史 学家的考证,早在先秦时代,汉民族就有了自己的共同语言。春秋时,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被 称作为“雅言”(见孔子《论语·述而》)。到了汉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被称作为“通语” (见西汉杨雄《方言》)。到了明代,它又被称作为“官话”。辛亥革命之后,汉民族的通用 语言被称作为“国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又常常并实际上用“普通话”来指 称“国语”。 语语言学史的研究(参王英人,2002:2)表明,在先秦时期,在汉民族 的共同语中,书面语和口语是比较统一的。先秦之后,随着汉民族口语的发展演化,书面语 逐渐脱离了口语,从而书面语本身又被称作为“文言”和“文言文”。但是,到了唐宋时期 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文”产生了。随之,以这种白话文写出的各种文学作品逐 渐多了起来。其中包括唐代的变文,宋代的禅宗语录,宋元的话本小说,以及宋、金、元的 诸宫调、散曲等等。尽管自唐宋以来口语以及与口语相接近的白话文是民间百姓们所日常使 用的语言,但在东西方语言学家(如洪堡特等)讲到古代汉语时,他们实际上是指中国古代 历代沿传下来的“文言文”。弄清并默记这一点,对我们以下的讨论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因 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的圣旨、官衙的命状、奏折和官府之间的官牍、法律条文,①以 及文人骚客的文著和他们的尺牍,基本上是以文言文为主要形式而撰写出来的。在清朝以前 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主导”、维系、传播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政府政治机构和宦官文人 们在维系社会的制度性关系中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也是用文言文为主来进行的。②这实际 上意味着,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文言文在维系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结构以及在种种制 度性规则和结构的制定、型构、内卷和演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理解这一点,对下面我们 分析和探究语言对社会生活形式的型构、维系与变迁的作用机制,十分重要 5.2从字本位语言与汉人的思维方式的关联看语言在传统中国 社会制序上的投射 ①从1975年12月从湖北云梦县发觉出的秦代书简中的《秦律十八种》、《效律》和《秦律杂抄》,到《唐 律》、《元典章》、《大明律》,甚至到大清六律的中国古代法律文本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尽管中国历 代法律文本为了达致意义明晰以让百姓大众的容易理解和便于实施的目的,总是使用一些比较接近白话文 的文言文写出。 ②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与赖肖尔( Edwin o. Reischauer)也早就注意到这一点。譬 如,在《中国:传统与变革》这部名著中,费正清和赖肖尔( Fairbank& Reischauer,1979:26)就指出,在 前现代中国,“书面语总是比口语重要”。他们还举例到,“中国历史上的有许多著名的文献一一奏章、文论 和诗歌,但却很少有伟大的演说辞”。韦森 ，《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五讲 从语言特征看西方法理社会和中国礼俗社会 106 在从语言特征反思东西方近现代社会制序演化变迁的路径差异原因之前，这里也有必要 先简略地回顾一下汉语沿革史，这对我们以下的理论分析，也会有一些助益。据汉语语言史 学家的考证，早在先秦时代，汉民族就有了自己的共同语言。春秋时，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被 称作为“雅言”（见孔子《论语·述而》）。到了汉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被称作为“通语” （见西汉杨雄《方言》）。到了明代，它又被称作为“官话”。辛亥革命之后，汉民族的通用 语言被称作为“国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又常常并实际上用“普通话”来指 称“国语”。一些汉语语言学史的研究（参王英人，2002：2）表明，在先秦时期，在汉民族 的共同语中，书面语和口语是比较统一的。先秦之后，随着汉民族口语的发展演化，书面语 逐渐脱离了口语，从而书面语本身又被称作为“文言”和“文言文”。但是，到了唐宋时期， 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文”产生了。随之，以这种白话文写出的各种文学作品逐 渐多了起来。其中包括唐代的变文，宋代的禅宗语录，宋元的话本小说，以及宋、金、元的 诸宫调、散曲等等。尽管自唐宋以来口语以及与口语相接近的白话文是民间百姓们所日常使 用的语言，但在东西方语言学家（如洪堡特等）讲到古代汉语时，他们实际上是指中国古代 历代沿传下来的“文言文”。弄清并默记这一点，对我们以下的讨论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因 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的圣旨、官衙的命状、奏折和官府之间的官牍、法律条文，① 以 及文人骚客的文著和他们的尺牍，基本上是以文言文为主要形式而撰写出来的。在清朝以前 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主导”、维系、传播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政府政治机构和宦官文人 们在维系社会的制度性关系中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也是用文言文为主来进行的。② 这实际 上意味着，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文言文在维系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结构以及在种种制 度性规则和结构的制定、型构、内卷和演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理解这一点，对下面我们 分析和探究语言对社会生活形式的型构、维系与变迁的作用机制，十分重要。 5．2 从字本位语言与汉人的思维方式的关联看语言在传统中国 社会制序上的投射 ① 从 1975 年 12 月从湖北云梦县发觉出的秦代书简中的《秦律十八种》、《效律》和《秦律杂抄》，到《唐 律》、《元典章》、《大明律》，甚至到大清六律的中国古代法律文本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尽管中国历 代法律文本为了达致意义明晰以让百姓大众的容易理解和便于实施的目的，总是使用一些比较接近白话文 的文言文写出。 ②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与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也早就注意到这一点。譬 如，在《中国：传统与变革》这部名著中，费正清和赖肖尔（Fairbank & Reischauer, 1979: 26）就指出，在 前现代中国，“书面语总是比口语重要”。他们还举例到，“中国历史上的有许多著名的文献——奏章、文论 和诗歌，但却很少有伟大的演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