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次，仍旧不可靠。林莽老师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对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坚持对他某些 说法的质疑，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继续“迫害”。质疑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发现和探寻。在同 一事件100个不同的记忆样本中，必定会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许就离真相不远了。 三、为什么要“纠缠”于细节 任何事件都包含着时空两个方向，过程代表了时间，人物是空间活动的主体，而林林总总的因果 关系让一个事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女附中的文革事件正是这样。 我第一次听说王友琴的名字是从初中同学叶维丽那里，大约十年前，我们谈论校长之死（多年来 我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时她说，咱们学校有个叫王友琴的同学，也写过文章，她比咱们小，可能 是老初一的。多年来，王友琴一直是我敬重的校友。2007年我从实验中学网站的校友录里得知， 王友琴是高一3班学生，原来是我们的学长。对她倾毕生精力搜集文革死难者资料的工作，她的 超凡勇气和耐力，我要再次表示敬意。 我非常赞同王友琴学长的观点：“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复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舍弃细节却 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 几个月前我读了王友琴在1986年写的《女性的野蛮》，文章叙述了她的同学发动游斗校领导的 过程，作为在场者，她讲得有声有色，而且行文质朴。我不妨摘录几段： ①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 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 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 她们的“革命”性。 ②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③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一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 会了这句话。 ④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 校长死了。 那个高三学生，是王友琴文章中唯一明确的指向。我们一看就知道她叫刘进，而不叫宋彬彬。当 时学校没有“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可能王友琴也不清楚，就笼统给了个称呼。 十几年后她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记忆，在著名的《卞仲耘之死》一文里，基本舍弃了旧的叙述，提 出了新的逻辑链条，即红卫兵7月31日成立：8月5日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 我相信这是王友琴学长经过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当年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战斗队 曾编辑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记”，截止到当年10月。说到红卫兵时，原文是：7.31“红 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成立。这句话语焉不详，我们曾经很想访问那个组织的负责 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称完全记不起是谁做的“大事记”。我们在五人访谈中 指出，7月31日反工作组的同学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身叫“红旗”。成立宣言用红纸黑 字张榜贴在大食堂附近的布告栏里。从《女性的野蛮》中得知，王友琴的那几个同班同学并不属 于这个组织。而以血统论为标志的“红卫兵”，因至今没有找到公开宣示的证据，成立时间、斗 争纲领、组织原则、人员组成更是一团乱麻，导致许多校友、老师，都没有界限清楚的记忆。 认定宋彬彬为85打死校长的红卫兵负责人，有一件关键物证，就是7人名单。名单来自于王 晶垚先生，我们必须感谢王晶垚先生悉心保管至今，使一张纸片成为有力的物证。刘双先生说， 五一那天他打电话再次向王晶圭先生求证：“他说那字条不是医院转给他的，是他要求7人写的。 这里没有因年老记忆不好的问题，因为10年，20年前，30年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问是谁 的笔迹，他说是刘进的笔迹。但是，李松文承认是自己的笔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李松文 亲口讲的，是转述。可信度有多大？看来要验笔迹或测谎啦。”（见《记忆》48期编读往来·刘100 次，仍旧不可靠。林莽老师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对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坚持对他某些 说法的质疑，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继续“迫害”。质疑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发现和探寻。在同 一事件 100 个不同的记忆样本中，必定会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许就离真相不远了。 三、为什么要“纠缠”于细节 任何事件都包含着时空两个方向，过程代表了时间，人物是空间活动的主体，而林林总总的因果 关系让一个事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女附中的文革事件正是这样。 我第一次听说王友琴的名字是从初中同学叶维丽那里，大约十年前，我们谈论校长之死（多年来 我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时她说，咱们学校有个叫王友琴的同学，也写过文章，她比咱们小，可能 是老初一的。多年来，王友琴一直是我敬重的校友。2007 年我从实验中学网站的校友录里得知， 王友琴是高一 3 班学生，原来是我们的学长。对她倾毕生精力搜集文革死难者资料的工作，她的 超凡勇气和耐力，我要再次表示敬意。 我非常赞同王友琴学长的观点：“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复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舍弃细节却 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 几个月前我读了王友琴在 1986 年写的《女性的野蛮》，文章叙述了她的同学发动游斗校领导的 过程，作为在场者，她讲得有声有色，而且行文质朴。我不妨摘录几段： ①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 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 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 她们的“革命”性。 ②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③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 会了这句话。 ④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 校长死了。 那个高三学生，是王友琴文章中唯一明确的指向。我们一看就知道她叫刘进，而不叫宋彬彬。当 时学校没有“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可能王友琴也不清楚，就笼统给了个称呼。 十几年后她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记忆，在著名的《卞仲耘之死》一文里，基本舍弃了旧的叙述，提 出了新的逻辑链条，即红卫兵 7 月 31 日成立；8 月 5 日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 我相信这是王友琴学长经过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当年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战斗队 曾编辑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记”，截止到当年 10 月。说到红卫兵时，原文是： 7.31“红 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成立。这句话语焉不详，我们曾经很想访问那个组织的负责 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称完全记不起是谁做的“大事记”。我们在五人访谈中 指出，7 月 31 日反工作组的同学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身叫“红旗”。成立宣言用红纸黑 字张榜贴在大食堂附近的布告栏里。从《女性的野蛮》中得知，王友琴的那几个同班同学并不属 于这个组织。而以血统论为标志的“红卫兵”，因至今没有找到公开宣示的证据，成立时间、斗 争纲领、组织原则、人员组成更是一团乱麻，导致许多校友、老师，都没有界限清楚的记忆。 认定宋彬彬为 8•5 打死校长的红卫兵负责人，有一件关键物证，就是 7 人名单。名单来自于王 晶垚先生，我们必须感谢王晶垚先生悉心保管至今，使一张纸片成为有力的物证。刘双先生说， 五一那天他打电话再次向王晶垚先生求证：“他说那字条不是医院转给他的，是他要求 7 人写的。 这里没有因年老记忆不好的问题，因为 10 年，20 年前，30 年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问是谁 的笔迹，他说是刘进的笔迹。但是，李松文承认是自己的笔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李松文 亲口讲的，是转述。可信度有多大？看来要验笔迹或测谎啦。”（见《记忆》48 期编读往来•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