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2010年5月23日增刊 REMEMBRANCE 总第四十九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资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革研究 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二） 本期目录 卞案研究 朗钧“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冯敬兰我为什么要替未彬彬说话 王里澄清是重要的，但反思更迫切 一一读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 王锐浅谈“暴力文化”一一读《记忆》总47期有感 本刊特稿 于羚反省历史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相关链接 国庆我在兵团打过人 文摘 王容芬迫害何时到头？ 叶志江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 童话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访谈 刘进整理朱学西访谈录 刘进整理李松文访谈录 小资料 刘双整理卞仲耘案文献资料索引 故纸堆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简讯 张晓良徐唯辛的文革人物肖像在武汉展出 编读往来 丁东、陈闯创、丁凯文、陈家琪、可父、范世涛、刘进、胡泊、钱大川来信
记 忆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３日增刊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四十九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二） 本期目录 卞案研究 朗 钧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冯敬兰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王 里 澄清是重要的，但反思更迫切 ——读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 王 锐 浅谈“暴力文化”——读《记忆》总 47 期有感 本刊特稿 于 羚 反省历史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相关链接 国 庆 我在兵团打过人 文摘 王容芬 迫害何时到头？ 叶志江 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 童 话 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访谈 刘 进 整理 朱学西访谈录 刘 进 整理 李松文访谈录 小资料 刘 双 整理 卞仲耘案文献资料索引 故纸堆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简讯 张晓良 徐唯辛的文革人物肖像在武汉展出 编读往来 丁东、陈闯创、丁凯文、陈家琪、可父、范世涛、刘进、胡泊、钱大川来信
【卞案研究】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朗钧 第47期电子刊物《记忆》登出《也谈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一一我看卡仲耘之死》 和《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三篇文章。 宋彬彬等人的这些文字可以视作一份证词。 这三篇文章将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后移，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卞仲耘不是红卫兵打 死的。 她们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她们想通过这份证词讲一个好的故事，编织一个“好的历史”。 因此，为这份证词作真伪辨析确有必要。 但是，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并无好坏之分。正像文化是一个既定人群在即定历史时期创造物质 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一样无先进和落后之别。我们共同为红八月留下的文字只是一些证词。由 于时效的缘故，它们已不具有司法的属性，却能够反映其文化教育的背景，证明其信念信仰的取 向，呈现道德和良心的差异，除此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在讨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话题之前，先讨论一个小问题。 谭力夫讲话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冯敬兰在她们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中说： 8月1日，“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 悚了，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心虚。当时宿舍楼大门口贴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 混蛋/横批：历来如此)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 宿舍楼还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我一直以为对联是他发明的”。 冯敬兰说她在1966年8月1日就看到了著名的谭力夫讲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谭力夫是在8 月20日才发表这个讲话，被传抄和张贴是8月底和9月初的事情了。 是不是冯敬兰年纪大了，记忆有误？ 不像。因为谭力夫的讲话，是在一次北京工业大学辩论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大会 上的讲话，由于他是保工作组派的，他通篇并不是讲解那个对联，而是为工作组辩护。血统论的 思想只是渗透在这个讲话中。他的那句“共产党的千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很有 个性，也很有特点，是整个讲话的经典之句。凡读过谭力夫的讲话的人，其它内容可能会忘记， 而这句话会记得的。 说谭力夫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只能说明冯敬兰可能根本没有读过谭力夫讲话。没读过 为什么要说读过？为什么要编造这个谎言呢？只有冯敬兰自己可以回答。 谭力夫确实写过一篇拥护对联的文章，题目叫《从对联谈起》。但是发表时间是8月12日，而 不是8月1日或之前。该文很短，不像冯敬兰所说，可以在墙上贴“一长溜”。 冯敬兰把谭力夫讲话日子弄错这件事本身确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例证说明她们的 “证词”的不可靠性。回忆历史和编造历史是不一样的。 对于同龄的老三届人来说，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本不是一个问题。 红卫兵组织出现在清华附中的时间是1966年5月底~6月初。它被江青、陈伯达认可是7月下 旬的事情。被毛泽东认可是8月1日。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的出现时间大致在是7月底~8月初。 为了争论对联的对错，8月3日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大辩论，8月5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大辩论，8 月6日天桥剧场的大辩论都是以红卫兵的胜利而告结束的
—————————————————————————————————— 【卞案研究】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朗 钧 第 47 期电子刊物《记忆》登出《也谈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 和《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三篇文章。 宋彬彬等人的这些文字可以视作一份证词。 这三篇文章将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后移，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卞仲耘不是红卫兵打 死的。 她们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她们想通过这份证词讲一个好的故事，编织一个“好的历史”。 因此，为这份证词作真伪辨析确有必要。 但是，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并无好坏之分。正像文化是一个既定人群在即定历史时期创造物质 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一样无先进和落后之别。我们共同为红八月留下的文字只是一些证词。由 于时效的缘故，它们已不具有司法的属性，却能够反映其文化教育的背景，证明其信念信仰的取 向，呈现道德和良心的差异，除此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在讨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话题之前，先讨论一个小问题。 谭力夫讲话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冯敬兰在她们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中说： 8 月 1 日，“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 悚了，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心虚。当时宿舍楼大门口贴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 老子反动儿 混蛋 / 横批：历来如此）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 宿舍楼还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我一直以为对联是他发明的”。 冯敬兰说她在 1966 年 8 月 1 日就看到了著名的谭力夫讲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谭力夫是在 8 月 20 日才发表这个讲话，被传抄和张贴是 8 月底和 9 月初的事情了。 是不是冯敬兰年纪大了，记忆有误？ 不像。因为谭力夫的讲话，是在一次北京工业大学辩论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大会 上的讲话，由于他是保工作组派的，他通篇并不是讲解那个对联，而是为工作组辩护。血统论的 思想只是渗透在这个讲话中。他的那句“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很有 个性，也很有特点，是整个讲话的经典之句。凡读过谭力夫的讲话的人，其它内容可能会忘记， 而这句话会记得的。 说谭力夫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只能说明冯敬兰可能根本没有读过谭力夫讲话。没读过 为什么要说读过？为什么要编造这个谎言呢？只有冯敬兰自己可以回答。 谭力夫确实写过一篇拥护对联的文章，题目叫《从对联谈起》。但是发表时间是 8 月 12 日，而 不是 8 月 1 日或之前。该文很短，不像冯敬兰所说，可以在墙上贴“一长溜”。 冯敬兰把谭力夫讲话日子弄错这件事本身确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例证说明她们的 “证词”的不可靠性。回忆历史和编造历史是不一样的。 对于同龄的老三届人来说，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本不是一个问题。 红卫兵组织出现在清华附中的时间是 1966 年 5 月底～6 月初。它被江青、陈伯达认可是 7 月下 旬的事情。被毛泽东认可是 8 月 1 日。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的出现时间大致在是 7 月底～8 月初。 为了争论对联的对错，8 月 3 日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大辩论，8 月 5 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大辩论，8 月 6 日天桥剧场的大辩论都是以红卫兵的胜利而告结束的
师大女附中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一“文革”岁月》中对这个 非常时期有清晰的记载：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 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 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 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 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见该书第二 章《祸起萧墙》)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一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 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 打司令部》) 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况： “于我而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 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还有 ‘打倒黑五类子弟！“打倒资产阶级狗崽子！’等等。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 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为英雄。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 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陶洛诵 《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邓榕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1966年7月29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陶洛诵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1966年8月1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可是，在宋彬彬等人的证词中却叙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 叶堆丽在证词中说： “调查的结果是，7月31号，女附中成立了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的组织， 主要由‘反工作组'的高中学生组成。8月5号那天打人没有她们的事。‘主义兵'始终是少数派， 从未在学校掌过权。 “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 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8月5号已经存在”。（见《记忆》47期） 刘进在证词中说：“关于“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叶维丽问过我多次，我始终说不上来。近 几年就这个问题，我几乎是见谁问谁，至今无一人能说出红卫兵成立的准确时间，但大多记得8 月5日那天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见《记忆》47期） 宋彬彬在证词中说：“我记得女附中红卫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调查的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 最接近事实。女附中的红卫兵很松散，没有加入不加入这一说，你说自己是，只要没有人反对， 你就是了”。（见《记忆》47期） 刘沂伦在证词中说： “学校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梁二同她们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学，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我们当时管她们叫‘主义兵’…除此之外，8月初的几天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学生组织，我没有印 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范围，比如某班级的同学组织一个什么战斗队'，至于全校性的红卫 兵组织，我没有印象”。（见《记忆》47期） 作为当年的红卫兵，宋彬彬、叶维丽和刘沂伦的说法如此一致，而和邓榕的说法如此不同，这就 迫使读者进行一个判断：谁在说谎？ 由于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北京各个中学的干部子弟迅速成立红卫兵组织，时间应该是在7 月下旬到8月初这段时间。师大女附中也是这样
师大女附中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对这个 非常时期有清晰的记载： 7 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 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 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 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7 月 29 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 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见该书第二 章《祸起萧墙》） “8 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 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 打司令部》） 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况： “于我而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 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还有 ‘打倒黑五类子弟！’‘打倒资产阶级狗崽子！’等等。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 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为英雄。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 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 （陶洛诵 《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 2007 年证词》） 邓榕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 1966 年 7 月 29 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陶洛诵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 1966 年 8 月 1 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可是，在宋彬彬等人的证词中却叙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 叶维丽在证词中说： “调查的结果是，7 月 31 号，女附中成立了一个叫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主义兵’）的组织， 主要由‘反工作组’的高中学生组成。8 月 5 号那天打人没有她们的事。‘主义兵’始终是少数派， 从未在学校掌过权。 “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 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 8 月 5 号已经存在”。（见《记忆》47 期） 刘进在证词中说：“关于“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叶维丽问过我多次，我始终说不上来。近 几年就这个问题，我几乎是见谁问谁，至今无一人能说出红卫兵成立的准确时间，但大多记得 8 月 5 日那天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见《记忆》47 期） 宋彬彬在证词中说：“我记得女附中红卫兵是 8•18 前一哄而起的，调查的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 最接近事实。女附中的红卫兵很松散，没有加入不加入这一说，你说自己是，只要没有人反对， 你就是了”。（见《记忆》47 期） 刘沂伦在证词中说： “学校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梁二同她们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学，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我们当时管她们叫‘主义兵’……除此之外，8 月初的几天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学生组织，我没有印 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范围，比如某班级的同学组织一个什么‘战斗队’，至于全校性的红卫 兵组织，我没有印象”。（见《记忆》47 期） 作为当年的红卫兵，宋彬彬、叶维丽和刘沂伦的说法如此一致，而和邓榕的说法如此不同，这就 迫使读者进行一个判断：谁在说谎？ 由于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北京各个中学的干部子弟迅速成立红卫兵组织，时间应该是在 7 月下旬到 8 月初这段时间。师大女附中也是这样
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 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各个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分 布，基本遵循这个规律。从邓榕的回忆文字中证实了上述说法。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的同学在 听说7月29日北京市委宣布撤出各校的工作组之后，就成立了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但是，她们 不可能像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样命名自己的组织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因为在这之前，“师大女 附中红卫兵”这个名称已经被使用。邓榕参加的不可能是反工作组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 她和宋彬彬、刘沂伦、叶维丽参加的是“支持对联”的红卫兵组织，即“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后 来跟随宋彬彬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门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师大女附中高干子弟云集，信息之灵通没有哪个学校可以与之比肩。男四中也逊它一筹。说该校 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8月1日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十几天后才成立，要么是 记忆有误，要么是在说谎。读者可以判断。 红卫兵组织松散，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确实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短命 的生存其间实施暴行和宣扬暴力。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呈交给历史的杰作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 打伤自己的老师。 20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民间暴力团体：义和团和红卫兵。 义和团这个邪教组织的施暴对象是外国人。在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和欺凌的时候，他们手持大刀 长矛，迎着洋人现代化武器吐出的火舌冲击、流血、牺牲，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情绪是不容否 定的。 而红卫兵的施暴对象是本民族的同胞。他（她）们大都是以超过被害人十倍几十倍的人数进行施 暴的。被他们殴打致死的人没有一个曾经表现出反抗的意愿。但还是没有赢来丝毫的同情。红卫 兵的胆魄和手段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他们父辈的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军事集团。红卫兵是以强凌 弱的乌合之众，红卫兵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2010年5月4日 【卞案研究】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冯敬兰 仔细阅读了《记忆》48期关于“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的“编续往来”，很高兴能通过这个渠道听 到各种意见。对于几位读者的质疑和批评，更要表示特别感谢。有质疑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批评 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写这篇文章，谨为再做说明。 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1991年调回北京， 一直供职于国企，2005年退休。 我就读师大女附中期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初中学生，从未进入校领导的视野，甚至不记得和卞校 长打过照面，可是她的惨死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1996年文革30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 目叫《记忆的疮疤》，想起校长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车上的情景，反复追问自己：那些出身好、教 养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学，为什么竞在光天化日下殴打、折磨女校长至死？是什么让她们如此残 忍和冷血？ 有批评者认为，从《记忆的疮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访谈”，十四年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 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么，我就先从这个话题说起。 一、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
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 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各个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分 布，基本遵循这个规律。从邓榕的回忆文字中证实了上述说法。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的同学在 听说 7 月 29 日北京市委宣布撤出各校的工作组之后，就成立了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但是，她们 不可能像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样命名自己的组织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因为在这之前，“师大女 附中红卫兵”这个名称已经被使用。邓榕参加的不可能是反工作组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 她和宋彬彬、刘沂伦、叶维丽参加的是“支持对联”的红卫兵组织，即“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后 来跟随宋彬彬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门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师大女附中高干子弟云集，信息之灵通没有哪个学校可以与之比肩。男四中也逊它一筹。说该校 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 8 月 1 日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十几天后才成立，要么是 记忆有误，要么是在说谎。读者可以判断。 红卫兵组织松散，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确实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短命 的生存其间实施暴行和宣扬暴力。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呈交给历史的杰作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 打伤自己的老师。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民间暴力团体：义和团和红卫兵。 义和团这个邪教组织的施暴对象是外国人。在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和欺凌的时候，他们手持大刀 长矛，迎着洋人现代化武器吐出的火舌冲击、流血、牺牲，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情绪是不容否 定的。 而红卫兵的施暴对象是本民族的同胞。他（她）们大都是以超过被害人十倍几十倍的人数进行施 暴的。被他们殴打致死的人没有一个曾经表现出反抗的意愿。但还是没有赢来丝毫的同情。红卫 兵的胆魄和手段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他们父辈的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军事集团。红卫兵是以强凌 弱的乌合之众，红卫兵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2010 年 5 月 4 日 —————————————————————————————————— 【卞案研究】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冯敬兰 仔细阅读了《记忆》48 期关于“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的“编续往来”，很高兴能通过这个渠道听 到各种意见。对于几位读者的质疑和批评，更要表示特别感谢。有质疑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批评 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写这篇文章，谨为再做说明。 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 1966 届初中生， 1968 年 6 月 13 日离校去北大荒，1991 年调回北京， 一直供职于国企，2005 年退休。 我就读师大女附中期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初中学生，从未进入校领导的视野，甚至不记得和卞校 长打过照面，可是她的惨死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1996 年文革 30 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 目叫《记忆的疮疤》，想起校长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车上的情景，反复追问自己：那些出身好、教 养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学，为什么竟在光天化日下殴打、折磨女校长至死？是什么让她们如此残 忍和冷血？ 有批评者认为，从《记忆的疮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访谈”，十四年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 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么，我就先从这个话题说起。 一、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
近年看到高一3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确提到8月5日红卫兵打死了校长， 宋彬彬是负责人。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也循着这个脉络对宋彬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我重读旧作 《记忆的疮疤》，在字里行间寻找，却没有“红卫兵”这三个字。14年前我的文章中，称她们为“最 激进的左派学生”、“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2006年文革40 周年，我又写了《烈日下的集体谋杀》，发在搜狐的博客网站，文中写到：“40年前的8月5日 早晨，从校长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 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 生过来抽耳光，瑞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许多目击现场的同学都深深记得她们的名字）， 她们用带钉的木棒和铜头皮带给校长造成了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校 长终于倒在了烈日下。”这类文学描写不同于历史考证，笼统地用“红卫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尝不 可。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红卫兵，犯不上蓄意为她们遮掩，为什么我的文字里“红卫兵”没有 出现？我想，只因为当时我在校园里没有看见“红卫兵”。那些行为张扬的同学，包括施暴者， 后来或许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在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的“破四旧”行动中，但是8,5那 天，她们尚没有明确的红卫兵身份。 2007年9月，现更名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母校，高调、铺张地举办了建校90周年的庆祝 活动，由于评选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在海内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业工 作，宋彬彬从来不在我的视野里。我上网查看，不禁大吃一惊，网上流传着多种关于宋彬彬的文 字，“宋彬彬一一宋要武”原来一直属于公共话题。对她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宋要 武”组织杀人比赛的，内容实在离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类是“事实”，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 彬彬是负责人，至今拒不认罪，应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当年在校生，尽管知道 1966年8月5日导致校长惨死的游斗校领导活动是高一学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实的新证据， 证明宋彬彬是发起、组织或领导者。可是，来势凶猛的舆论审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 据。 2007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 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 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迄今为止，我没有 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三届学生约40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 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 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我 和宋彬彬没有过任何接触，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 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我虽写过几篇文章谴责8,5暴力活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宋彬彬和校长之死看成因果关系，这是 我一贯的立场。我公开为宋彬彬说话，希望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 口水，给她一个面对自己和公众的空间。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宋 8,18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成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或曰文革符号，不等于8.5事件的责任就 应该归咎于她。既然8.5校长之死和8·18宋彬彬戴袖章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 只有王友琴同学的一种版本，一个声音。当事人的声音绝对不应空缺。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 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 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 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 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 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 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这些未脱文革窠白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
近年看到高一 3 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确提到 8 月 5 日红卫兵打死了校长， 宋彬彬是负责人。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也循着这个脉络对宋彬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我重读旧作 《记忆的疮疤》，在字里行间寻找，却没有“红卫兵”这三个字。14 年前我的文章中，称她们为“最 激进的左派学生”、“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2006 年文革 40 周年，我又写了《烈日下的集体谋杀》，发在搜狐的博客网站，文中写到：“40 年前的 8 月 5 日 早晨，从校长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 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 生过来抽耳光，踹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许多目击现场的同学都深深记得她们的名字）， 她们用带钉的木棒和铜头皮带给校长造成了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校 长终于倒在了烈日下。”这类文学描写不同于历史考证，笼统地用“红卫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尝不 可。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红卫兵，犯不上蓄意为她们遮掩，为什么我的文字里“红卫兵”没有 出现？我想，只因为当时我在校园里没有看见“红卫兵”。那些行为张扬的同学，包括施暴者， 后来或许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在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的“破四旧”行动中，但是 8•5 那 天，她们尚没有明确的红卫兵身份。 2007 年 9 月，现更名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母校，高调、铺张地举办了建校 90 周年的庆祝 活动，由于评选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在海内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业工 作，宋彬彬从来不在我的视野里。我上网查看，不禁大吃一惊，网上流传着多种关于宋彬彬的文 字，“宋彬彬——宋要武”原来一直属于公共话题。对她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宋要 武”组织杀人比赛的，内容实在离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类是“事实”，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 彬彬是负责人，至今拒不认罪，应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当年在校生，尽管知道 1966 年 8 月 5 日导致校长惨死的游斗校领导活动是高一学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实的新证据， 证明宋彬彬是发起、组织或领导者。可是，来势凶猛的舆论审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 据。 2007 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 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 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迄今为止，我没有 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 三届学生约 40 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 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 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我 和宋彬彬没有过任何接触，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 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我虽写过几篇文章谴责 8•5 暴力活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宋彬彬和校长之死看成因果关系，这是 我一贯的立场。我公开为宋彬彬说话，希望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 口水，给她一个面对自己和公众的空间。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宋 8•18 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成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或曰文革符号，不等于 8•5 事件的责任就 应该归咎于她。既然 8•5 校长之死和 8•18 宋彬彬戴袖章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 只有王友琴同学的一种版本，一个声音。当事人的声音绝对不应空缺。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 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 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 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 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 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 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这些未脱文革窠臼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
既白的绝对化思难如此根深蒂固，蛮横的姿态和狂暴的语言除了发泄愤怒，难道更能接近事实真 相吗？ 我决心弄清真相。2007年岁末，我开始参与对母校文革初期的调查。我知道，只有心态平和、 实事求是、多头调查、反复质疑（包括对自己），才可能找到真相。 二、关于个人记忆的可靠性 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在不断自我否定中确认了这一点。重要的是一经发现，就要及时纠正。 感谢刘双先生的批评。我在五人访谈中提到，大批军训的学生回校前，我在校园里看到宿舍楼前 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以为对联是他的发明。查阅了北大学者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一 书，证明刘双的记忆比我准确。同时我要感谢王容芬女士，她在新作《迫害何时到头》一文中， 指出我在“访谈”里对林莽先生发难，把林先生讲的两次提审说成了一件事，把林先生记忆的深 色裙子说成了花裙子。王容芬女士是我敬仰的思想先驱和无畏勇士，她的故事我只听过一遍就永 生难忘，因此我理解她在新作中的愤怒。其实，我在《记忆的疮疤》中，已知的时间和人物的记 忆错误也有三处。 个人记忆与事实真相不能等同。不说久远的过去，就是发生在眼前的事，不同境遇不同心情的人， 记忆也会千差万别。作为女附中1966年在校生，我也有自己的伤痛和记忆。但是，伤痛是伤痛， 记忆是记忆，伤痛不能保证记忆的完整和可靠。 近年就“八五事件”我曾接受过三次采访，都被问到“林莽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一律穿 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我是否也见过？刘 婷婷是否用穿翻毛牛皮军靴的脚踩了卞校长的头？我的回答是一致的：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刘婷 婷做过什么。但是，当时正值伏天，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校激进的学生都是女赤卫队员的打扮 一一把裤腿挽到了膝盖，连鞋都不穿。至于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更没看见，宋彬彬8.18给毛 泽东戴的尚且是从红色横幅撕下的布条连夜赶制出的粗糙毛边黑字袖章，8,5当天怎会有特殊工 艺印制的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呢？ 我在五人访谈中限于篇幅，没有引用王容芬女士的原文（为历史作证一一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 虽死去》)，本文为再次表达我对林莽证言的质疑，先引用王文如下：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 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 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应为朱学西一一编者）一起被宋彬 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 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 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 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应为朱学西一一编者）老师也还在世。 由于我在“访谈”中表示了对林莽的质疑，王容芬女士为此向2006年采访林先生的友人求证。她 说： 林先生2008年又给王友琴女士讲了一遍，与2006年的讲述完全一致。这个证言两年前经我传 出后，林先生受到许多恶言恶语，包括网上围攻。这位友人很悲愤，认为“历史的叙述变形了。 大家可以说这段的真实细节，但不是这样的说法，这简直是不顾受难者的伤痛…他不计较卞当 政的时候给自己划了极右，一家遭遇了人间惨剧，他仍然做电影里红卫兵暴行的证人，担当的已 经够了现在才跳出来写作的这一群，他们为的是与道义毫无关系的目的，我为她们羞耻。她 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 王容芬女士身居国外，亲自访问林莽不容易，无人会苛求。我倒要问问那位“友人”求真的精神
既白的绝对化思维如此根深蒂固，蛮横的姿态和狂暴的语言除了发泄愤怒，难道更能接近事实真 相吗？ 我决心弄清真相。2007 年岁末，我开始参与对母校文革初期的调查。我知道，只有心态平和、 实事求是、多头调查、反复质疑（包括对自己），才可能找到真相。 二、关于个人记忆的可靠性 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在不断自我否定中确认了这一点。重要的是一经发现，就要及时纠正。 感谢刘双先生的批评。我在五人访谈中提到，大批军训的学生回校前，我在校园里看到宿舍楼前 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以为对联是他的发明。查阅了北大学者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一 书，证明刘双的记忆比我准确。同时我要感谢王容芬女士，她在新作《迫害何时到头》一文中， 指出我在“访谈”里对林莽先生发难，把林先生讲的两次提审说成了一件事，把林先生记忆的深 色裙子说成了花裙子。王容芬女士是我敬仰的思想先驱和无畏勇士，她的故事我只听过一遍就永 生难忘，因此我理解她在新作中的愤怒。其实，我在《记忆的疮疤》中，已知的时间和人物的记 忆错误也有三处。 个人记忆与事实真相不能等同。不说久远的过去，就是发生在眼前的事，不同境遇不同心情的人， 记忆也会千差万别。作为女附中 1966 年在校生，我也有自己的伤痛和记忆。但是，伤痛是伤痛， 记忆是记忆，伤痛不能保证记忆的完整和可靠。 近年就“八五事件”我曾接受过三次采访，都被问到“林莽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一律穿 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我是否也见过？刘 婷婷是否用穿翻毛牛皮军靴的脚踩了卞校长的头？我的回答是一致的：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刘婷 婷做过什么。但是，当时正值伏天，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校激进的学生都是女赤卫队员的打扮 ——把裤腿挽到了膝盖，连鞋都不穿。至于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更没看见，宋彬彬 8•18 给毛 泽东戴的尚且是从红色横幅撕下的布条连夜赶制出的粗糙毛边黑字袖章，8•5 当天怎会有特殊工 艺印制的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呢？ 我在五人访谈中限于篇幅，没有引用王容芬女士的原文（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 虽死去》），本文为再次表达我对林莽证言的质疑，先引用王文如下：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 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 1 米 8 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 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一起被宋彬 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 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 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 92 岁了，对 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老师也还在世。 由于我在“访谈”中表示了对林莽的质疑，王容芬女士为此向 2006 年采访林先生的友人求证。她 说： 林先生 2008 年又给王友琴女士讲了一遍，与 2006 年的讲述完全一致。这个证言两年前经我传 出后，林先生受到许多恶言恶语，包括网上围攻。这位友人很悲愤，认为“历史的叙述变形了。 大家可以说这段的真实细节，但不是这样的说法，这简直是不顾受难者的伤痛……他不计较卞当 政的时候给自己划了极右，一家遭遇了人间惨剧，他仍然做电影里红卫兵暴行的证人，担当的已 经够了……现在才跳出来写作的这一群，他们为的是与道义毫无关系的目的，我为她们羞耻。她 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 王容芬女士身居国外，亲自访问林莽不容易，无人会苛求。我倒要问问那位“友人”求真的精神
在哪里？既然当事人是两位（林、朱），“同時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師也还在世”，去拜访过后者吗？ 搞清宋彬彬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的“深夜”，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难道就无所谓吗？ “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一一至于这种视自己为道德化身的文学 语言，除了矫情又有何用？ 宋彬彬“提审”林、朱二位老师，应该不是心血来潮的孤立行动。我在《访谈》中披露了历史教 员朱学西老师与林莽老师不同的记忆。林莽先生指认宋彬彬的证言，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 具体的文字，有细节、有过程、有后果，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唯一的遗憾是缺少时间和地点两个 元素。近几天我仔细读了本人1967一1968年的日记(1966年日记缺失，但是也可以理出头绪)， 试图找到林老师被提审的那个“深夜”。 1966年6-8月的事在五人访谈中已有详细叙述，同年9月开始大串联，起初是有资格的极少数 “红五类”，国庆节后很快就失控。女附中变成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附中”，校园里到处是 穿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哈军工把我校作为“联络站”持续了几个月，而本校学生多去外地串联或 呆在家里。1966年冬天，被“血统论”压制的学生强烈反弹，纷纷成立各种组织，声讨“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就像8月中下旬突然出现一样，“老红卫兵”又突然消散了，其中的强硬分子组成“联 动”，炮口直对中央文革小组。学校仍处无政府状态，但大食堂照样开伙，接待外地串联学生， 负责后勒工作的是副校长李天义，因他是原从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没有受到大冲击。 1967年初开始军训，南口驻军装甲兵4636部队进驻学校，学生分裂成四三派（红色造反团，1967 年2月22日成立)、四四派（东方红公社，具体成立时间不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作为第三方 依然存在。年初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就是派性斗争、大联合、年末学校成立三 结合“革命委员会”。局势稳定后，解放军辙离(1968年元旦过后，该部奉命开赴越南战场)，但 高团长等领导还在（是否“三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日记没有记载）。我在1967年11月25日 (星期天)写到：“解放军撤走了，指导员在汽车上挥舞帽子与我们告别的情景至今还浮现在我 的眼前，不少同学都哭了。”1967年秋冬，已有少数同学提前报名下乡，11月16日我们在天安 门广场为去内蒙插队的同学送行，12月9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12月15日学校 公布了首批毕业生分配方案，有19个同学将走上工作岗位。需要说明的是，四三派保校长胡志 涛，四四派批校长胡志涛。整年没有针对校领导和老师的集中斗争。 1968年从1月4日开始写日记，几乎全是到西单食品商场、西城肉联厂、21路公共汽车等处劳 动。1月14日记：“今天新生开家长会，我校招新生25班1000多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 利！”新生何时入校我没有记忆。因为女校对男生缺少管理经验，抽调在校66届学生做新生辅 导员，近日我班一同学告诉我，她也当过辅导员。1968年整个春天都在整治学生，一是反对中 央文革的“联动分子”，二是反对血统论同时也无视新政权的四三派头头和骨干。与此同时，少 量表现好、出身好的学生陆续去工厂报到，接着就是六六届学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我是1968 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的，同行的是119名初三/高三同学。 刘进、宋彬彬1966年8月19日宣布退出学校“筹委会”后，据我和一些同学回忆，她们再没有 担任过任何组织的头头而抛头露面，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她们的事。那么， 宋彬彬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又在哪年的某个深夜提审了老师？据朱学西老师回忆，他被提审并 屡遭男生暴打，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我认为这更合情理。我们到北大荒的头半 年，陆续得知学校改名“150中学”，进来了工宣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几位老师先后 自杀。宋彬彬比我们离校更早，由她提审老师，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 最后，我还要说到“绸衬衫”和不管什么颜色的裙子。自从1966年8、9月恐怖的“破四旧”运动 以后到1968年6月我下乡北大荒，记忆里没有看见过哪个同学穿裙子，倘若有，一定会被讥笑 为“小资产阶级”，那人肯定不会是“革命后代、共产党员”宋彬彬。70年代初期江青接见外宾， 穿了一件仿唐装的连衣裙，我们看见报载后惊呼：哇！以后可以穿裙子啦！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到以上细节，只是为了说明：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记忆重复
在哪里？既然当事人是两位（林、朱），“同時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師也还在世”，去拜访过后者吗？ 搞清宋彬彬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的“深夜”，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难道就无所谓吗？ “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至于这种视自己为道德化身的文学 语言，除了矫情又有何用？ 宋彬彬“提审”林、朱二位老师，应该不是心血来潮的孤立行动。我在《访谈》中披露了历史教 员朱学西老师与林莽老师不同的记忆。林莽先生指认宋彬彬的证言，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 具体的文字，有细节、有过程、有后果，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唯一的遗憾是缺少时间和地点两个 元素。近几天我仔细读了本人 1967—1968 年的日记（1966 年日记缺失，但是也可以理出头绪）， 试图找到林老师被提审的那个“深夜”。 1966 年 6—8 月的事在五人访谈中已有详细叙述，同年 9 月开始大串联，起初是有资格的极少数 “红五类”，国庆节后很快就失控。女附中变成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附中”，校园里到处是 穿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哈军工把我校作为“联络站”持续了几个月，而本校学生多去外地串联或 呆在家里。1966 年冬天，被“血统论”压制的学生强烈反弹，纷纷成立各种组织，声讨“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就像 8 月中下旬突然出现一样，“老红卫兵”又突然消散了，其中的强硬分子组成“联 动”，炮口直对中央文革小组。学校仍处无政府状态，但大食堂照样开伙，接待外地串联学生， 负责后勤工作的是副校长李天义，因他是原从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没有受到大冲击。 1967 年初开始军训，南口驻军装甲兵 4636 部队进驻学校，学生分裂成四三派（红色造反团，1967 年 2 月 22 日成立）、四四派（东方红公社，具体成立时间不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作为第三方 依然存在。年初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就是派性斗争、大联合、年末学校成立三 结合“革命委员会”。局势稳定后，解放军撤离（1968 年元旦过后，该部奉命开赴越南战场），但 高团长等领导还在（是否“三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日记没有记载）。我在 1967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天）写到：“解放军撤走了，指导员在汽车上挥舞帽子与我们告别的情景至今还浮现在我 的眼前，不少同学都哭了。”1967 年秋冬，已有少数同学提前报名下乡，11 月 16 日我们在天安 门广场为去内蒙插队的同学送行，12 月 9 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12 月 15 日学校 公布了首批毕业生分配方案，有 19 个同学将走上工作岗位。需要说明的是，四三派保校长胡志 涛，四四派批校长胡志涛。整年没有针对校领导和老师的集中斗争。 1968 年从 1 月 4 日开始写日记，几乎全是到西单食品商场、西城肉联厂、21 路公共汽车等处劳 动。1 月 14 日记：“今天新生开家长会，我校招新生 25 班 1000 多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 利！”新生何时入校我没有记忆。因为女校对男生缺少管理经验，抽调在校 66 届学生做新生辅 导员，近日我班一同学告诉我，她也当过辅导员。1968 年整个春天都在整治学生，一是反对中 央文革的“联动分子”，二是反对血统论同时也无视新政权的四三派头头和骨干。与此同时，少 量表现好、出身好的学生陆续去工厂报到，接着就是六六届学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我是 1968 年 6 月 13 日离校去北大荒的，同行的是 119 名初三/高三同学。 刘进、宋彬彬 1966 年 8 月 19 日宣布退出学校“筹委会”后，据我和一些同学回忆，她们再没有 担任过任何组织的头头而抛头露面，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她们的事。那么， 宋彬彬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又在哪年的某个深夜提审了老师？据朱学西老师回忆，他被提审并 屡遭男生暴打，是在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我认为这更合情理。我们到北大荒的头半 年，陆续得知学校改名“150 中学”，进来了工宣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几位老师先后 自杀。宋彬彬比我们离校更早，由她提审老师，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 最后，我还要说到“绸衬衫”和不管什么颜色的裙子。自从 1966 年 8、9 月恐怖的“破四旧”运动 以后到 1968 年 6 月我下乡北大荒，记忆里没有看见过哪个同学穿裙子，倘若有，一定会被讥笑 为“小资产阶级”，那人肯定不会是“革命后代、共产党员”宋彬彬。70 年代初期江青接见外宾， 穿了一件仿唐装的连衣裙，我们看见报载后惊呼：哇！以后可以穿裙子啦！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到以上细节，只是为了说明：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记忆重复
100次，仍旧不可靠。林莽老师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对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坚持对他某些 说法的质疑，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继续“迫害”。质疑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发现和探寻。在同 一事件100个不同的记忆样本中，必定会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许就离真相不远了。 三、为什么要“纠缠”于细节 任何事件都包含着时空两个方向，过程代表了时间，人物是空间活动的主体，而林林总总的因果 关系让一个事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女附中的文革事件正是这样。 我第一次听说王友琴的名字是从初中同学叶维丽那里，大约十年前，我们谈论校长之死（多年来 我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时她说，咱们学校有个叫王友琴的同学，也写过文章，她比咱们小，可能 是老初一的。多年来，王友琴一直是我敬重的校友。2007年我从实验中学网站的校友录里得知， 王友琴是高一3班学生，原来是我们的学长。对她倾毕生精力搜集文革死难者资料的工作，她的 超凡勇气和耐力，我要再次表示敬意。 我非常赞同王友琴学长的观点：“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复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舍弃细节却 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 几个月前我读了王友琴在1986年写的《女性的野蛮》，文章叙述了她的同学发动游斗校领导的 过程，作为在场者，她讲得有声有色，而且行文质朴。我不妨摘录几段： ①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 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 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 她们的“革命”性。 ②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③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一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 会了这句话。 ④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 校长死了。 那个高三学生，是王友琴文章中唯一明确的指向。我们一看就知道她叫刘进，而不叫宋彬彬。当 时学校没有“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可能王友琴也不清楚，就笼统给了个称呼。 十几年后她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记忆，在著名的《卞仲耘之死》一文里，基本舍弃了旧的叙述，提 出了新的逻辑链条，即红卫兵7月31日成立：8月5日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 我相信这是王友琴学长经过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当年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战斗队 曾编辑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记”，截止到当年10月。说到红卫兵时，原文是：7.31“红 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成立。这句话语焉不详，我们曾经很想访问那个组织的负责 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称完全记不起是谁做的“大事记”。我们在五人访谈中 指出，7月31日反工作组的同学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身叫“红旗”。成立宣言用红纸黑 字张榜贴在大食堂附近的布告栏里。从《女性的野蛮》中得知，王友琴的那几个同班同学并不属 于这个组织。而以血统论为标志的“红卫兵”，因至今没有找到公开宣示的证据，成立时间、斗 争纲领、组织原则、人员组成更是一团乱麻，导致许多校友、老师，都没有界限清楚的记忆。 认定宋彬彬为85打死校长的红卫兵负责人，有一件关键物证，就是7人名单。名单来自于王 晶垚先生，我们必须感谢王晶垚先生悉心保管至今，使一张纸片成为有力的物证。刘双先生说， 五一那天他打电话再次向王晶圭先生求证：“他说那字条不是医院转给他的，是他要求7人写的。 这里没有因年老记忆不好的问题，因为10年，20年前，30年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问是谁 的笔迹，他说是刘进的笔迹。但是，李松文承认是自己的笔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李松文 亲口讲的，是转述。可信度有多大？看来要验笔迹或测谎啦。”（见《记忆》48期编读往来·刘
100 次，仍旧不可靠。林莽老师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对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坚持对他某些 说法的质疑，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继续“迫害”。质疑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发现和探寻。在同 一事件 100 个不同的记忆样本中，必定会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许就离真相不远了。 三、为什么要“纠缠”于细节 任何事件都包含着时空两个方向，过程代表了时间，人物是空间活动的主体，而林林总总的因果 关系让一个事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女附中的文革事件正是这样。 我第一次听说王友琴的名字是从初中同学叶维丽那里，大约十年前，我们谈论校长之死（多年来 我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时她说，咱们学校有个叫王友琴的同学，也写过文章，她比咱们小，可能 是老初一的。多年来，王友琴一直是我敬重的校友。2007 年我从实验中学网站的校友录里得知， 王友琴是高一 3 班学生，原来是我们的学长。对她倾毕生精力搜集文革死难者资料的工作，她的 超凡勇气和耐力，我要再次表示敬意。 我非常赞同王友琴学长的观点：“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复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舍弃细节却 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 几个月前我读了王友琴在 1986 年写的《女性的野蛮》，文章叙述了她的同学发动游斗校领导的 过程，作为在场者，她讲得有声有色，而且行文质朴。我不妨摘录几段： ①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 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 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 她们的“革命”性。 ②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③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 会了这句话。 ④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 校长死了。 那个高三学生，是王友琴文章中唯一明确的指向。我们一看就知道她叫刘进，而不叫宋彬彬。当 时学校没有“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可能王友琴也不清楚，就笼统给了个称呼。 十几年后她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记忆，在著名的《卞仲耘之死》一文里，基本舍弃了旧的叙述，提 出了新的逻辑链条，即红卫兵 7 月 31 日成立；8 月 5 日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 我相信这是王友琴学长经过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当年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战斗队 曾编辑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记”，截止到当年 10 月。说到红卫兵时，原文是： 7.31“红 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成立。这句话语焉不详，我们曾经很想访问那个组织的负责 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称完全记不起是谁做的“大事记”。我们在五人访谈中 指出，7 月 31 日反工作组的同学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身叫“红旗”。成立宣言用红纸黑 字张榜贴在大食堂附近的布告栏里。从《女性的野蛮》中得知，王友琴的那几个同班同学并不属 于这个组织。而以血统论为标志的“红卫兵”，因至今没有找到公开宣示的证据，成立时间、斗 争纲领、组织原则、人员组成更是一团乱麻，导致许多校友、老师，都没有界限清楚的记忆。 认定宋彬彬为 8•5 打死校长的红卫兵负责人，有一件关键物证，就是 7 人名单。名单来自于王 晶垚先生，我们必须感谢王晶垚先生悉心保管至今，使一张纸片成为有力的物证。刘双先生说， 五一那天他打电话再次向王晶垚先生求证：“他说那字条不是医院转给他的，是他要求 7 人写的。 这里没有因年老记忆不好的问题，因为 10 年，20 年前，30 年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问是谁 的笔迹，他说是刘进的笔迹。但是，李松文承认是自己的笔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李松文 亲口讲的，是转述。可信度有多大？看来要验笔迹或测谎啦。”（见《记忆》48 期编读往来•刘
双来信)其实要确定是否李老师笔迹，当面去问他即可，比验笔迹和测谎容易得多，几乎没有成 本。 2008年初，这个纸片在几个博客里反复张贴，有人说凶手就在里面！我看到后，第一反应就是 李松文老师写的，他教我们初三几何，天天在黑板上画图、板书，字体流利而内敛，很像老实厚 道的老师本人。我的同班同学看了47期《记忆》，也有几个电话里说，那名单一看就是李老师 写的。在这里，我要特别表达对李松文老师的敬意，行事风格谨慎质朴的李老师，在当年和现在 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名单竖着写，我们是从右向左看的，而王友琴学长是从左向右看的，得出的结论当然相反。老师 和在场学生为医院抢救“黑帮”做担保，和家属“要求女附中权力当局留下姓名”完全是两回事， 这里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记忆，我认为也很正常。签名透露的信息，不仅否定了王友琴学长关于宋 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的判定，还提示了工作组撤走后“学生代表会”的现状，七人中第一个是老 师，第二、三、四、五个是在医院抢救现场的学生，第六、第七是“学生代表会”成员刘进、宋 彬彬，她们在名单里的位置，正说明是以个人名义而非“组织名义”出面。 有批评者认为，我们的“访谈”是在否定“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王友琴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对 王友琴“鸡蛋里挑骨头”。我不禁想问：谁有权利垄断对历史的解释呢？我本人很好奇王友琴多 年来如何对85事件研究出了现在的结果。这个结果虽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让她远离 了事件本身，远离了真实的自己。至于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信了王友琴提供的版本，责任不在王 友琴，而在我们：当年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 化的我们。 有批评者认为，纠缠于8月5日有没有红卫兵，否认85事件的组织者和施暴者当时是以红卫 兵身份出现，本质上是在为红卫兵辩护，是在为宋彬彬脱罪。放眼于文革这一空前浩劫，笼统地 指控红卫兵，谁也不会持异议。我在“访谈”里也说过一一对于我来说，红卫兵就是干部子弟的别 名。但是，“卞仲耘之死”既然成为文革暴力的“样本”，又牵扯到另一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弄清 它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是不容回避的责任。只有厘清一个个“个案”，才有大历史宏观的叙 述。 还有批评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权力真空”，818之前，权力掌握在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手 中。我们对母校文革初期“权力真空”的时间边际，认定为工作组撤离后的一周。胡志涛校长在 她的《生活教育论》一书139页第三自然段里写到：1966年8月5日，我起个大早。“找市委去！” 思索了半夜的一个念头驱使我向市委走去。脑子里的一大串问号都想到市委能得到回答，特别是 昨天出现的打人现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我向他陈述了工作组进校以来的情况，七月底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的混乱状态，我特别强调了昨天的打人问题，我说：“这说明基 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请指示，我们该怎么办？”他听后却用平静的口气劝说 道：“你回学校去吧！”我站着没动。这时，我多么希望他能说出一句：“你们回避一下吧，先不 要到学校去了。”他站起来看我不走，又补充了一句：“回去吧！我们会向区委通报的。”我怀着 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大门。一路上，脑子里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回去！回去！ 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长，我是一个长期受党教育的共产党员。上级指示，我只有服从。无 论如何，我得硬着头皮回去。 我们在访谈中谈到的每个细节，时间、地点、人物都经过多方调查和反复求证，限于篇幅不得不 几次压缩，诚如郭建先生所言“经过作者精心选择”，若郭先生发现哪个细节“似是而非”，欢迎 指正。 最后，我个人认为85事件中，作为工作组时期的骨干，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年级学生，刘进、 宋彬彬有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导致校长死亡的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而是道义责任。事实 上，85那天她们已经承担了这个责任，两度去劝阻，将校长送至医院，连夜向市委汇报，86 早上向全校通报。校长之死，不是当年的她们和老师学生们能够预见到的，因而苛求她们并无道
双来信）其实要确定是否李老师笔迹，当面去问他即可，比验笔迹和测谎容易得多，几乎没有成 本。 2008 年初，这个纸片在几个博客里反复张贴，有人说凶手就在里面！我看到后，第一反应就是 李松文老师写的，他教我们初三几何，天天在黑板上画图、板书，字体流利而内敛，很像老实厚 道的老师本人。我的同班同学看了 47 期《记忆》，也有几个电话里说，那名单一看就是李老师 写的。在这里，我要特别表达对李松文老师的敬意，行事风格谨慎质朴的李老师，在当年和现在 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名单竖着写，我们是从右向左看的，而王友琴学长是从左向右看的，得出的结论当然相反。老师 和在场学生为医院抢救“黑帮”做担保，和家属“要求女附中权力当局留下姓名”完全是两回事， 这里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记忆，我认为也很正常。签名透露的信息，不仅否定了王友琴学长关于宋 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的判定，还提示了工作组撤走后“学生代表会”的现状，七人中第一个是老 师，第二、三、四、五个是在医院抢救现场的学生，第六、第七是“学生代表会”成员刘进、宋 彬彬，她们在名单里的位置，正说明是以个人名义而非“组织名义”出面。 有批评者认为，我们的“访谈”是在否定“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王友琴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对 王友琴“鸡蛋里挑骨头”。我不禁想问：谁有权利垄断对历史的解释呢？我本人很好奇王友琴多 年来如何对 8•5 事件研究出了现在的结果。这个结果虽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让她远离 了事件本身，远离了真实的自己。至于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信了王友琴提供的版本，责任不在王 友琴，而在我们：当年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 化的我们。 有批评者认为，纠缠于 8 月 5 日有没有红卫兵，否认 8•5 事件的组织者和施暴者当时是以红卫 兵身份出现，本质上是在为红卫兵辩护，是在为宋彬彬脱罪。放眼于文革这一空前浩劫，笼统地 指控红卫兵，谁也不会持异议。我在“访谈”里也说过——对于我来说，红卫兵就是干部子弟的别 名。但是，“卞仲耘之死”既然成为文革暴力的“样本”，又牵扯到另一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弄清 它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是不容回避的责任。只有厘清一个个“个案”，才有大历史宏观的叙 述。 还有批评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权力真空”，818 之前，权力掌握在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手 中。我们对母校文革初期“权力真空”的时间边际，认定为工作组撤离后的一周。胡志涛校长在 她的《生活教育论》一书 139 页第三自然段里写到：1966 年 8 月 5 日，我起个大早。“找市委去！” 思索了半夜的一个念头驱使我向市委走去。脑子里的一大串问号都想到市委能得到回答，特别是 昨天出现的打人现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我向他陈述了工作组进校以来的情况，七月底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的混乱状态，我特别强调了昨天的打人问题，我说：“这说明基 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请指示，我们该怎么办？”他听后却用平静的口气劝说 道：“你回学校去吧！”我站着没动。这时，我多么希望他能说出一句：“你们回避一下吧，先不 要到学校去了。”他站起来看我不走，又补充了一句：“回去吧！我们会向区委通报的。”我怀着 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大门。一路上，脑子里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回去！回去！ 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长，我是一个长期受党教育的共产党员。上级指示，我只有服从。无 论如何，我得硬着头皮回去。 我们在访谈中谈到的每个细节，时间、地点、人物都经过多方调查和反复求证，限于篇幅不得不 几次压缩，诚如郭建先生所言“经过作者精心选择”， 若郭先生发现哪个细节“似是而非”，欢迎 指正。 最后，我个人认为 8•5 事件中，作为工作组时期的骨干，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年级学生，刘进、 宋彬彬有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导致校长死亡的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而是道义责任。事实 上，8•5 那天她们已经承担了这个责任，两度去劝阻，将校长送至医院，连夜向市委汇报，8•6 早上向全校通报。校长之死，不是当年的她们和老师学生们能够预见到的，因而苛求她们并无道
理。 为了厘清母校那段文革历史，当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而今年过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刘进辛苦奔走 了几年，访问了几十位老师、校友，写下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包括100多个注释），交给学校存 档。可以说，她把责任一直承担到了今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殴打、羞辱过老师的同学，我仍然希望她们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给 当代一个解释，给后代一个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锅，不等于自己就可以永远隐藏在历史的汪洋里。 我想起制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报记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长江日报》，如果相 关的当事人还健在，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还历史一个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档案应该还存放在北 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有查阅权限者，也可以作证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实， 文革中改名卫东、忠东、红卫、爱党的不计其数，改名本是寻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2008年1月24日，叶维丽、于羚和我第一次约刘进、宋彬彬谈她们文革初期的经历，那天谈了 6个小时。一周后，再次对她俩进行访谈，从上午十点谈到晚上九点。二年多以来，我们就同一 主题进行过十多次谈话。宋彬彬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她诚实、诚恳、善良，并有着她那个年纪少 有的单纯。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无法了解她的内心经受着怎样的煎熬，但我知道她很冤 一一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出来为她讲话的原因。 2010-05-17 【卞案研究】 澄清是重要的，但反思更迫切 一一读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 王里 很仔细地读过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关于北师大附属女中1966年8月两起事件的文章 和访谈。这组文章无疑引起我很大的阅读兴趣，因为当年“彬彬”改成“要武”的影响极大，事件 发生时我刚读小学六年级，虽然是远离北京的武汉，我的小学却也由“和平小学”改成了“要武小 学”。我家长年订阅《光明日报》，对宋要武的那篇文章有很深的印象，宋彬彬来武汉也有所耳闻， 只是消息从大字报而来，真假不辨，今天方知确有此事。 澄清历史真相当然很有必要，尤其是当事人都还健在的时候，这是一种最起码的责任。故意 遗忘历史，把谜语留给后人猜测，是懦夫的表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仅有的、为数不多的、 民间自发的历史回顾中，主要还是撇清居多，少见主动的历史承担者。而后者才应该是“记忆” 真正迫切之需要。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领袖。我一直认为， 文革不止是领袖的文革，也不止是“四人帮”的文革。文革是大家的文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文 革。反思文革，要紧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更应该弄清自己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反思比起甄 别历史真相更有意义，更具震撼力，更能给我们的后人留下宝贵的遗产，更能在理性的层次上杜 绝文革惨剧的重演。但是，这种反思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决定于几千年传统文化 熏陶出来的中国人先天人格缺陷，而克服这种人格缺陷又是十分痛苦和艰难的事情。这个缺陷简 言之就是：每个中国人都坚信自己本心的真诚，坚信自己有善良的愿望，坚信自己的本质是好的， 之所以做错事，是认识不够，是受了外界的影响，是被一时蒙蔽。“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就以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为例，也不难看出这种思维的顽固性和影响力。 在访谈中，刘进讲到1966年8月6日早上，她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
理。 为了厘清母校那段文革历史，当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而今年过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刘进辛苦奔走 了几年，访问了几十位老师、校友，写下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包括 100 多个注释），交给学校存 档。可以说，她把责任一直承担到了今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殴打、羞辱过老师的同学，我仍然希望她们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给 当代一个解释，给后代一个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锅，不等于自己就可以永远隐藏在历史的汪洋里。 我想起制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报记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长江日报》，如果相 关的当事人还健在，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还历史一个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档案应该还存放在北 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有查阅权限者，也可以作证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实， 文革中改名卫东、忠东、红卫、爱党的不计其数，改名本是寻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2008 年 1 月 24 日，叶维丽、于羚和我第一次约刘进、宋彬彬谈她们文革初期的经历，那天谈了 6 个小时。一周后，再次对她俩进行访谈，从上午十点谈到晚上九点。二年多以来，我们就同一 主题进行过十多次谈话。宋彬彬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她诚实、诚恳、善良，并有着她那个年纪少 有的单纯。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无法了解她的内心经受着怎样的煎熬，但我知道她很冤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出来为她讲话的原因。 2010-05-17 —————————————————————————————————— 【卞案研究】 澄清是重要的，但反思更迫切 ——读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 王 里 很仔细地读过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关于北师大附属女中 1966 年 8 月两起事件的文章 和访谈。这组文章无疑引起我很大的阅读兴趣，因为当年“彬彬”改成“要武”的影响极大，事件 发生时我刚读小学六年级，虽然是远离北京的武汉，我的小学却也由“和平小学”改成了“要武小 学”。我家长年订阅《光明日报》，对宋要武的那篇文章有很深的印象，宋彬彬来武汉也有所耳闻， 只是消息从大字报而来，真假不辨，今天方知确有此事。 澄清历史真相当然很有必要，尤其是当事人都还健在的时候，这是一种最起码的责任。故意 遗忘历史，把谜语留给后人猜测，是懦夫的表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仅有的、为数不多的、 民间自发的历史回顾中，主要还是撇清居多，少见主动的历史承担者。而后者才应该是“记忆” 真正迫切之需要。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领袖。我一直认为， 文革不止是领袖的文革，也不止是“四人帮”的文革。文革是大家的文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文 革。反思文革，要紧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更应该弄清自己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反思比起甄 别历史真相更有意义，更具震撼力，更能给我们的后人留下宝贵的遗产，更能在理性的层次上杜 绝文革惨剧的重演。但是，这种反思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决定于几千年传统文化 熏陶出来的中国人先天人格缺陷，而克服这种人格缺陷又是十分痛苦和艰难的事情。这个缺陷简 言之就是：每个中国人都坚信自己本心的真诚，坚信自己有善良的愿望，坚信自己的本质是好的， 之所以做错事，是认识不够，是受了外界的影响，是被一时蒙蔽。“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就以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为例，也不难看出这种思维的顽固性和影响力。 在访谈中，刘进讲到 1966 年 8 月 6 日早上，她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