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著 河南人民：版社 毛泽东秘书手记 庐山会议实录
庐山龙首崖，附近有照江举亭， 1959年7月23日傍晚，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在听到毛主席讲话后， 曾漫步到此，打发感概。熊元生摄
庐山会议会址 1959年8月庐山会议批彭德杯会场。童小鹏摄
前言 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30多年了。 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 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1980年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 关于庐山会议，我曾作过一个较长的发言(《简报》刊出两万余字)。当时 就有中央领导同志催我，将这段史实尽快详细写出，否则，许多真相后代 难以弄清。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自己也觉得义不容辞。但由于工作繁忙 及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现在利用在青岛消夏的时间，将己经收集和 整理过的资料编写出来。 所写的是回忆录，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主，同时也记录了许多史料，尤其 是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当年并无录音或正式记录（如两次常委会的批彭纪 实是我记录的)，为传信存真，考虑再三，还是尽可能如原貌都保存下来， 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这对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研究，也是很 有用处的)。一般读来或嫌繁琐、枯燥，这也是难以两全，无可奈何之事。 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 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时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我这篇 史料性的东西，其中引用的不少资料，其实在十年动乱中已由红卫兵散播 开来，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利用，应该说不再具有机密的性质 了。我现在不能说自己所记的一定全部准确无误，但我还相信自己的记忆 力和判断力，一生在写作方面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一字一句我都是负责的。 如果有错误或不准确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庐山会议虽然是当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史实，牵涉到许多“敏感”的人事， 但毕竞过去30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的时候了。我们许多老同志尤 其红军老同志，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回忆录，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 我们的党史上有许多有争议之事，待做正确结论：不论怎样，直接或间接 的当事人，将它写出来，尽管不完善甚或有错误，我总觉得写出比不写出 好。否则，人亡事灭，说不定历史会留下空白点或竟成为千古之谜。因此， 史学界所谓要“抢救活资料”，是很有道理的。在庐山时，我亲自听到彭德 怀说过，“我一生不留笔记与文件”。但为了要澄清对自己多年沉重的种种 历史误解(“三七开”，执行立三路线，打长沙，打赣州，会理会议，军分 会指示，二次王明路线，百团大战，高饶事件，庐山会议等)，他终于在待
前言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 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 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1980 年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 关于庐山会议，我曾作过一个较长的发言（《简报》刊出两万余字）。当时 就有中央领导同志催我，将这段史实尽快详细写出，否则，许多真相后代 难以弄清。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自己也觉得义不容辞。但由于工作繁忙 及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现在利用在青岛消夏的时间，将已经收集和 整理过的资料编写出来。 所写的是回忆录，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主，同时也记录了许多史料，尤其 是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当年并无录音或正式记录（如两次常委会的批彭纪 实是我记录的），为传信存真，考虑再三，还是尽可能如原貌都保存下来， 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这对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研究，也是很 有用处的）。一般读来或嫌繁琐、枯燥，这也是难以两全，无可奈何之事。 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 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时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我这篇 史料性的东西，其中引用的不少资料，其实在十年动乱中已由红卫兵散播 开来，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利用，应该说不再具有机密的性质 了。我现在不能说自己所记的一定全部准确无误，但我还相信自己的记忆 力和判断力，一生在写作方面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一字一句我都是负责的。 如果有错误或不准确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庐山会议虽然是当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史实，牵涉到许多“敏感”的人事， 但毕竟过去 30 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的时候了。我们许多老同志尤 其红军老同志，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回忆录，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 我们的党史上有许多有争议之事，待做正确结论；不论怎样，直接或间接 的当事人，将它写出来，尽管不完善甚或有错误，我总觉得写出比不写出 好。否则，人亡事灭，说不定历史会留下空白点或竟成为千古之谜。因此， 史学界所谓要“抢救活资料”，是很有道理的。在庐山时，我亲自听到彭德 怀说过，“我一生不留笔记与文件”。但为了要澄清对自己多年沉重的种种 历史误解（“三七开”，执行立三路线，打长沙，打赣州，会理会议，军分 会指示，二次王明路线，百团大战，高饶事件，庐山会议等），他终于在待
罪闲居时，写了《八万言书》以为申诉：在伤残囚居时，又如实“交代” 了自己一生经历。这就是我们现在何等幸运地读到的《彭德怀自述》。 作为当事人，我提供了这样一份史料性东西，自己也觉得是了却了一件 多年来的心事。 再说一句：我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
罪闲居时，写了《八万言书》以为申诉；在伤残囚居时，又如实“交代” 了自己一生经历。这就是我们现在何等幸运地读到的《彭德怀自述》。 作为当事人，我提供了这样一份史料性东西，自己也觉得是了却了一件 多年来的心事。 再说一句：我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
引论一庐山会议的由来 回顾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 神话股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 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 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 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 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 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 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 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 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 后，为进人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15年实现国家工业化 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 要50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10年、20年的问题，欲速则 不达，必须稳步前进。但是从1955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 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 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 教训后，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1956年三 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15年的计划3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 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 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956年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 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急躁冒进的错误。1957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 的，国民收人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 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 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 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1957年的增长速度低于1956年的增 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 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 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于是，从1957 年10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
引论——庐山会议的由来 回顾 1959 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 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 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 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 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 1959 年 4 月上海会 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 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 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 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 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 后，为进人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 15 年实现国家工业化 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 要 50 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 10 年、20 年的问题，欲速则 不达，必须稳步前进。但是从 1955 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 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 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 教训后，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1956 年三 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15 年的计划 3 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 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 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956 年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 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急躁冒进的错误。1957 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 的，国民收人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 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 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 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 1957 年的增长速度低于 1956 年的增 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 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 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 40 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于是，从 1957 年 10 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
路线。经过1958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 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 认为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从此，“反 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千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恩来、陈云等被迫在 大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指责对大跃进、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为“观潮派”、 “秋后算账派”，号召在全国“拔白旗、插红旗”。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 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 方面普遍提高了20%到50%。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煤从2亿吨 提高到4亿吨，粮食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 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 准反右—一反保守，不准反“左”一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 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 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 极平衡论”、“树立积极平衡论”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以钢为纲”，“三 大元帅（钢煤粮）升帐”，“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大搞群众运 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具体方法。到了8 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 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1962年比1957年的工农业指标， 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50% 以上。1962年指标，钢变为1亿吨，煤为11亿吨，粮食为15000亿斤。八 大二次会议提出的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 分别改为3年和10年了。 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三四月间，先 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4月间中央正式发出 “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 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 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 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 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8月初在参观 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 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 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当时确实从实践 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 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
路线。经过 1958 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 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 认为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从此，“反 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恩来、陈云等被迫在 大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指责对大跃进、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为“观潮派”、 “秋后算账派”，号召在全国“拔白旗、插红旗”。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 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 方面普遍提高了 20%到 50%。钢从 1200 万吨提高到 3000 万吨，煤从 2 亿吨 提高到 4 亿吨，粮食从 5000 亿斤提高到 7000 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 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 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 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 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 极平衡论”、“树立积极平衡论”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以钢为纲”，“三 大元帅（钢煤粮）升帐”，“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大搞群众运 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具体方法。到了 8 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 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1962 年比 1957 年的工农业指标， 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40%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 50% 以上。1962 年指标，钢变为 1 亿吨，煤为 11 亿吨，粮食为 15000 亿斤。八 大二次会议提出的 7 年赶上英国 15 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 分别改为 3 年和 10 年了。 1958 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三四月间，先 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4 月间中央正式发出 “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 月 1 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 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 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 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 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8 月初在参观 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 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 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当时确实从实践 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 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
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道，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 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 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 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 现，己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 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 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 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吃 饭不要钱”最早是由柯庆施提出来的)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随着 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1958年6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2000 多斤放到7000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予以报道。安徽、江苏、湖北、河 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 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1000吨，禹县4000 吨，接着是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万吨，后来河南产钢三天300万吨。 河北徐水县3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 有的地方40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凡 事都“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耕地）化”、“机械化”… 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 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 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己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 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 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 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 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 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 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 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 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 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 举世公认。在这漫长的28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
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道，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 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 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 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 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 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 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 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吃 饭不要钱”最早是由柯庆施提出来的）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随着 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1958 年 6 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 2000 多斤放到 7000 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予以报道。安徽、江苏、湖北、河 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 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 1000 吨，禹县 4000 吨，接着是广西鹿寨 20 万吨，广东 87 万吨，后来河南产钢三天 300 万吨。 河北徐水县 3 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 有的地方 40 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凡 事都“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耕地）化”、“机械化”…… 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 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 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 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 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 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 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 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 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 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 28 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 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 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 举世公认。在这漫长的 28 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
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 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 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干预这些巨大的客观因素制约有关。这28 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胜利，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被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 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3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 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 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 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 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 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 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 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 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 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 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井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 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中就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己经迫 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做全欧洲革命 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 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 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 “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 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 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 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 “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 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 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 么遥远的事情。他在1920年讲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 “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 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 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
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 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 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干预这些巨大的客观因素制约有关。这 28 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胜利，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被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 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 3 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 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 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 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 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 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 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 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 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 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 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井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 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中就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 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做全欧洲革命 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 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 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 “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 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 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 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 “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 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 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 么遥远的事情。他在 1920 年讲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 “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 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 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
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年宣布，三个 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 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 1957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 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人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 《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 在庆典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 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15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15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 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 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 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 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 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说是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 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 可非议，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 好，避免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 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 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 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 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 夸大，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曾批判所谓的 “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做是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不断改 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 现的，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蕴蓄己久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 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人为主’的，彻底 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 之情”。1919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上发表的毛泽 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 生活，而没有办法。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
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 1936 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 年宣布，三个 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 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 1957 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 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人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 《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 在庆典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 15 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 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 15 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 15 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 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 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 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 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 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 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说是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 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 可非议，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 好，避免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 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 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 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 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 夸大，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曾批判所谓的 “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做是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不断改 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 现的，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蕴蓄已久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 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人为主’的，彻底 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 之情”。1919 年 12 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 1 卷第 2 号上发表的毛泽 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 生活，而没有办法。1918 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