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 吴刚伐树我洗缸 一为大陆版序 柏杨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 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 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已 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演， 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 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 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 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 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宫。会场虽然挤 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 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 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 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 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
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 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 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 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满了惊奇、愉快、 满足，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地 讲演“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 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黄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 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 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 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 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 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 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 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白，真是感触良深。我 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 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丑陋的中国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日文、德 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 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记者，逼着 我问：“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站在我们日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 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们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请问你 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 访问中国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誉 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前，难道你就看 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 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你们
经興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 是日本人，不便讲出来，如此而已。”忽然间，他们哄堂大笑，是那 种有节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 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 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 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陆。在香港一下飞机，立刻陷 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遭遇 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三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北京新华社一位记 者先生，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 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应 该把制造航天飞机的经费，救济嗷嗷待哺的穷人。”我问：“你们 对待这些反调，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什么行动都没有，谁想 怎么说，就怎么说。”刹那间，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觉到 中国的科技不但在进步，而且我们的人文素质也同时在提升。 二○O四年，得到消息，《丑陋的中国人》可以在大陆正式 出版了。这是我所盼望的日子，使我有更多的喜悦，感谢上苍！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血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二○O四年八月于台北 3第
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柏扬 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 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 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 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 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 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 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日。 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 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 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 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 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 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 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 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 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 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 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 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 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 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 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 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 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 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 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 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 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 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 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 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 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 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
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柏扬 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 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 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 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 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 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 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 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 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 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 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 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 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 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 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 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 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 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 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 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 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 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 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 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 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 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 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 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 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 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 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 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 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
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 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 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 营，一面说，一面鸣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 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 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 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 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 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 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 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 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 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 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 真是一首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 「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 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 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 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 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 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 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 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 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 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 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 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 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 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 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 都是一种羞耻。 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 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 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麼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 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於我们 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 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 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 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 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 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
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 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 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 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 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 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 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 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 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 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 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 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 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 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 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 「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 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 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 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 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 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 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 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 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 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 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 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 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 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 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 都是一种羞耻。 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 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 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 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於我们 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 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 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 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 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 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
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 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 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 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 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 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 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 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 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 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 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 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 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 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 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 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 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 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 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 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 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 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 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 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 出狱之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 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 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 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 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 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 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 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 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 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 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 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 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 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 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
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 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 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 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 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 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 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 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 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 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 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 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 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 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 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 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 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 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 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 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 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 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 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 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 出狱之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 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 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 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 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 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 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 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 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 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 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 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 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 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 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
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 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 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 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 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 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 出私人捐助一半。 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 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 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 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韦先生 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 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 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讲得怎 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 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 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 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 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 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 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 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 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 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 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 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 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 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 [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 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 个什麽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 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 什麽样的文化？这麽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 民族，却陷入贫穷、愚味、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 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 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 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 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 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 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裹， 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 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 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
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 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 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 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 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 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 出私人捐助一半。 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 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 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 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韦先生 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 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 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讲得怎 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 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 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 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 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 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 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 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 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 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 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 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 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 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 [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 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 个什麽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 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 什麽样的文化？这麽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 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 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 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 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 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 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 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裹， 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 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 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
弄乾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样 提醒之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 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 个广东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 来了，问他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 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 麽会那麽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 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 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 独的口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 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 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 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 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 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 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 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 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 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 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 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 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 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 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 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 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 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 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 「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 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 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 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 人，而是中国人。 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 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 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 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 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 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 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麼！谁
弄乾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样 提醒之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 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 个广东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 来了，问他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 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 麽会那麽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 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 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 独的口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 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 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 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 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 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 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 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 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 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 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 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 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 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 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 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 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 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 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 「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 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 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 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 人，而是中国人。 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 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 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 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 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 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 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麽！谁
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 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 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 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 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 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一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 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 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 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 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 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 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 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 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 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 表决通过爬树，於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 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 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 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 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 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 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 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 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 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 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 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 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 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 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 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 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 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 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 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 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 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 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 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 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 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 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
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 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 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 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 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 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 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 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 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 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 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 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 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 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 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 表决通过爬树，於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 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 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 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 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 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 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 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 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 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 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 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 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 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 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 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 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 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 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 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 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 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 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 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 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 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 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
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 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 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 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 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 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 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 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 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 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於讲话 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 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 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 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 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 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 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 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 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 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 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 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 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 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 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 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 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 睡醒一觉之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 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 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 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 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 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 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 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 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 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 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 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 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
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 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 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 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 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 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 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 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 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 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於讲话 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 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 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 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 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 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 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 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 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 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 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 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 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 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 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 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 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 睡醒一觉之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 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 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 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 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 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 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 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 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 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 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 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 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