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窗停球 高华·著 書 气出是 装题 重为出泳算图广东人民出版社
新史學 总序 块者看到“前类学”三字，也许会装到0世纪初梁启超父动的那场史学羊 命。其头我们并没有果启炮那样的难心，氧和所道到的门题余困意，也和他那时大 不标同了。青日美凉是阳清6日夫门于为春红请福件事个出青候情珠价战道 将和有关了心？比是果模州时力的体 真非文学不中人他作好共大对文中所比的领代，思得有进样几不毛病，一 性质特泰门意，儿手木减托火的康格5为木在华成季地亲拾数无 恶不作的罪行，御很少写我历之。到了为日米右真故对，历大学给我们准备的证 词是公人温丧的单洋拿不出扎实的其有青业水律的实证研究。三是名修了求大 背清中小人物真安的生活和真切的精态就快前单更学来斯规，师一平议生了什么 或李，原一年哪个大臣变到了什公青易，火上来清清是基，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 事我排。风基其种场叶有以t之”个 戏说”为事，就更是晋而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社普通读者有闲读的兴味， 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注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 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生，我得承认，我的 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瘦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在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虑， 我更喜欢那些以火料说蒂的书，因为仕何建论养是大色的，南可能过时。而以扎实 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特也许还会活着一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 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于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 丛书的草划人，它不可遥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彩州，这些标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线潮汹通，书斋寂美。当下，有真学河的史米也件不少，可要在现有杂件下。 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阀读、对当下一些真门题有所回应的文学书脚并不容易。组 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管且铜里。格好手头另 2 体栽，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蔚的见识，亦争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 来，所有人美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楼的成绩可衰选，都色括在历史里面、大测 可以追述士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棉此，说这套“新史 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产地对填实的历火是永远无法获 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本为圣典，当新大林走下神标之后，才知道那并 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活列否鞭且不论，但它确实尺能 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北洛发基的立场上着，那当然全是 质倒黑白的，”也计可以这样说，任何历义都是片面的美峡美：表们要学会从片面 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救意，并且夹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 真活，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① (代自序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 20多年，也在南京大学度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 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 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向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 《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 成分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从1965年开始， 我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就被取消，我也越来越感受到“阶级路线”的压力。 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运动的“风暴眼”， 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六年级的小学生，我所在的小学 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 年10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 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 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一“勒令狗崽 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从少年走到青 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12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 大吐血，是靠着做伙伕的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但是父亲爱 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是 受到父亲的影响，加上那时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很少，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 段就看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革命烈士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牛氓》、《青春之歌》等一大批那个年代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 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中学历史老师，看到他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 《缘缘堂随笔》，令我美慕不已。 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对学者受 ①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
单御年代 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 “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 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 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我是小学生，但因为父亲是“右派”而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年的全市 小学生游行队伍，我也没能参加1966年的“大串联”，但是心里总有不甘，也想 “经风雨，见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学跑到南京的下关 火车站的车场，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去上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担心 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车站，第二天上午就从南翔站下了货车。在那儿我和两个小伙 伴分手，他们在上海都有亲戚，我一人直奔南京路，要去亲眼看看在书本上早就 熟悉的这条有名的街道和大名鼎鼎的、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一二十四层楼高的 “国际饭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滩游荡，在外滩大楼的墙壁上，我 看到了“炮轰韩先楚”的大标语，晚上我花了几角钱找一家浴室住下。两天后， 我又一个人回到南翔，天空下着雨，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在一个青年铁路工人的 指引下，爬上一辆将要开往南京的货车，躲在篷布里，到了苏州，在车站的小广 场转了一圈，再爬上同一辆货车回到了南京。这一次短短几天的“经风雨，见世 面”，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勇气。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饱受白眼和歧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成了我精神上的向导， 南京大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大学”，我在那儿不仅看了无数的大字报，还见识 了许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北园的一排简易平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 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 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 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 饭，请予帮助！ 在那个年代，我生活在一个由旧书本构成的虚幻的世界中，虽然都是杂乱无 章地读书，却渴望灵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读了一本鲁迅的集子，里面收 有《无声的中国》，惊奇鲁迅几十年前的话还是那么有现实性。一本《中国分省 地图集》和一本《读报手册》几乎被我翻烂了。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挑高 箩”的（南京话，即“收废品”的)，我经常去他家翻看他父亲收购来的《参考 消息》和《旅行家》等旧书刊。 在我青少年时代的精神世界里，虽然在内心一点也不认同眼前四处弥漫的暴 力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但是共产理想主义仍然焕发着强烈的思想魅力，1967年 2
行走在历史的 流 秋的一天，在我家隔壁的南京市某汽车配件公司营业部，我很偶然地看到一份 《参考消息》，知道了格瓦拉在遥远的玻利维亚被捕遇害的消息，也知道了中国 (代自序 不喜欢他的“游击中心主义”，但心中仍充满对格瓦拉的崇敬。就在我读《讨瞿 战报》上刊载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同时，《瞿秋白文集》中的那首《赤潮 曲》我已能一字不落地全部背下，至今仍未忘记。 70年代初，我家搬到更差的房子，但是对于我而言，这间阴冷潮湿的住房 却透着光亮，因为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就离我的家不到10米， 我的身边竟有这样的宝库，让我兴奋不已！我通过看管图书的姜老先生，读了大 量的中外著作，特别是俄苏文学的作品。那些理想主义的英雄和共产革命的先 驱：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 多夫（罗曼·罗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李大钊、恽代 英、刘伯坚、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伊巴露丽，好像是一座座灯塔，在我心头闪 烁。说来非常矛盾，那时的我一方面愤怒于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斯大林对中 国的霸权行径，另一方面，又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已逝去的“中苏友好” 的岁月联系在一起。1969年9月越南胡志明逝世的时候，我正在读瞿秋白的 《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看到胡志明主席遗嘱中针对中苏分裂所写的那些 沉痛的话，非常感动，甚至内心里渴望重新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 那时，有关苏联的消息，内容极为单一。1969年底，中国半公开大量发行 了一本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这就是几个日本留苏学生写的《苏联是社会 主义国家吗》，作者站在同情、拥护中国“文革”的角度，披露了一些苏联的现 状，我就是从这本书知道了在莫斯科还有一所专门吸收亚、非、拉国家学生的 “卢蒙巴各族人民友好大学”。（2008年1月，我认识了该校东方学系前主任马斯 洛夫，他操一口流利的中文，那天我们交谈很久；作者注。)在“文革”初、中 期，只能从蛛丝马迹中捕获更多一点苏联的信息，当时从正面的角度少量披露苏 联和东欧情况的只有一个报刊，这就是由越南华侨协会主办的中文周报《新越华 报》，上面会刊载一些有关苏、越关系，越南和东欧、古巴关系的报道，我每周 都会去市外文书店买一份《新越华报》，有时也会买一份《朝鲜》画报。只是因 为那时的《朝鲜》画报偶然也会有一些有关苏朝关系的内容。 然而书本终究不能代替现实，我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 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年9月，我曾亲眼目睹南京无线电工业学 校的红卫兵，押解着南京市近千名被泼了满脸墨水、赤着脚的“牛鬼蛇神”在 全市进行大游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口，有一对山东老夫妇每天早晨出摊卖煎饼 裹油条，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摊面做煎饼的老汉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缝上一块白长 3
革命年代 条，上面写着“国民党兵痞”。 我从小就生活在南京，这儿的一砖一石，山山水水，都渗透着浓郁的历史沧 桑感。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20年代的共产党员，我和他家也是邻居，老 人的经历非常丰富，也喜欢看书，他曾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做过中共苏南某 县的县委书记，曾和恽代英同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从事地下工作。老人认识许多 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被国民党逮捕后进过苏州反省院，出来后脱党，40年代 后期又回到革命队伍，50年代因“潘杨事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林彪事件”发生后，老人被几个军人带去北京审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 要人物的关系。老人从北京回来后，我去看望他，老人说，有关人员一再要他谈 康生的历史和对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厉害，始终都没吐一字，所以才能 平安回来。在那些年，我每隔几天都会去和老人聊天，山南海北听他聊中共早期 的历史，“顾顺章事件”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诉我的。 当然我的生活和“历史研究”无关，和任何“学术”无关，从16岁起，我 就成了一个工人，1971年后，大学重新恢复招生，在南京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 到戴着校徽的“工农兵学员”，可我知道，自己和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虽然已工作，但读书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中 读书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阶段。1971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大大推动 了国人思想的“脱魅”，此前，我就已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多有怀疑，特别是在中 共九大上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林彪的部下大量进入政治局，军队影响 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父亲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就隐约觉得林彪迟早也要 出事。在我的单位传达批判《571工程纪要》时，有一位同事，他是1963年的 高中毕业生，因家庭问题而未被大学录取，他就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恶毒 啊，竟然污蔑伟大领袖是B一52轰炸机，还攻击我们是“封建社会主义”，真是 死有余辜啊！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不少同事相视一笑，没有任何愤怒情绪，而是 皮里阳秋地说：林秃子没有良心啊！是白脸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坏蛋啊！这一 幕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向全民公开《571工程纪 要》是失算了，作出这个决策，显然太过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国人的智力。1973 年后为“评法批儒”，居然毫无掩饰地鼓吹法家学说，在我细读孟德斯鸠的《论 法的精神》和《商君书》、《韩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后，我已清楚认识到被包 裹在革命词藻下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的新专制主义的本质。 在70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 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这几份刊物中，内部发行的《摘译》最具信 息量，成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我对内部出版的有关苏联东欧国家的出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版物特别有兴趣，总是觉得中苏两国有许多相似性。我不仅读过苏联官方理论家 阐释“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还认真读了重点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层的 (代自序 内部斗争，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 1973)》，甚至还读过枯燥乏味的《苏斯洛夫言论选》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 怀念原江苏省歌舞团资料室可敬的凌老师，我读过的许多“灰皮书”都是她借 给我的。在那些年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 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我甚至读过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 由》，这是一本40年代后期上海翻译的老书，作者是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赴美外贸 采购团成员，书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当时震动了西方世界。我因为早 读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人写的《赫鲁晓 夫主义》和《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也读过50年代曾到过中国访问、受到 刘少奇接见的苏联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那本描写共青团员们如何战胜“托匪暗害 分子”的破坏活动，在远东的大森林中建设共青城的著名小说《勇敢》，已有了 不少苏联历史的“底子”，读这本书时反而没有太多的震动。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 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彰显出张力，1971年以后， 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书馆又局部开放了，我在单 位开了一份介绍信，在南京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当年图书馆的工作人 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类书就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觉得一个工人，就应该联系本职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 不久就打电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我单位的老书记为此还 专门找我谈话，她说你应该多读《毛泽东选集》，多读马列著作等等，其实《毛 泽东选集》我早就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 命》等等我也都读过。我看书从来也没有影响到工作。领导虽然没有多批评我， 但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年“林彪事件”之前，周恩来总 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我工作的那个单位在市中心临着 大街，因为我的父亲是“右派”，虽然我当时只有17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众 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 中在小房间里，让我读报纸给他们听。束埔寨的西哈努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 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可每一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 加，我觉得不公平，以后就请病假。 在那个时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时，也无法完 全实现政治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彻底的占领（所以才有张春桥那篇“宏文”《论对 5
革佩年代 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 籍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原先在新疆盛世才空军里做机械师的先生，在60年代初苏 侨纷纷回国之际，刘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 会拿出漂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 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 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 基，到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天还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 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温馨友善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受到时代氛围的深刻的影响，一个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关心的都是自己不 应去关心的事情。在我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 “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 帮”的“左”的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 的担忧。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难过得流下眼泪，一个人几次去 梅园新村周恩来办公处旧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对周总理的哀悼。1976年9月9日下 午，我和同事们去区里开大会，到了后又通知我们回去听重要广播，大家纷纷议 论，多说是中苏大战打起来了，下午四点，收音机和新街口的大喇叭广播毛泽东 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聆听，却没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 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就这样走进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他和 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 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三 十年的风风雨雨。 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在大学的这 20多年，我对现今大学在三中全会后取得的“进步”和所存在的“弊端”，都有 深切的感受。我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 艰辛的，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历史。 20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者不认为 近现代史是“历史学”。60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 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 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 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 6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马克·布洛赫所说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 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 代自序) 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 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 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 外一个角度看，“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 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 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 学”或“历史编纂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 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 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 米歇尔·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 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 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检看自己所写的一些文章，可能也多 少留有“闪烁记忆”的印记，我希望自己能够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 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 有限，也就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 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 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 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 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 我会继续走下去。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