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我们上次课讲到了魏晋玄学。在中国历史上,哲学的发展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 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第二个时期是魏晋时期,那是第二次的百家争鸣,第三次是宋明。如果 我们了解了这三次发展的哲学含义,我们就对中国哲学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我们上节课讲 了魏晋玄学的主题一一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围绕着这个主题产生了好几种不同的解答。一个 是主张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它的代表是王弼的贵无论:一个是主张名教为本,自然为末 它的代表是裴頠的崇有论:第三种是自然名教是一回事,它的代表是郭象的独化论:第四种 是只要自然,不要名教,这是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都有一套理论,都有一派 风格,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鲁迅先生当年花了很多时间校勘嵇康集,他的性格是现代的嵇康。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自然名教之辩这一哲学问题,仍然是人类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自然是理 想,名教是现实,那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如果名教是现实的,不能否认的东西,那它就 是必然的,可是人不能只是生活在必然中,还要求自由,这就构成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如果 说名教是社会组织,是个既存事实,我们也可以说是个名教社会,但是它是否符合我们的价 值呢?这就构成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都是古今中外都碰到的问题。这也就是历史的 悖论。康德在完成了三大批判后,又对历史理性进行了批判。他发现历史理性有一个内在矛 盾,叫做历史理性悖论。即历史的合规律性和历史的合目的性的矛盾。目的是指人类的价值 理想。这种矛盾就是自然名教的矛盾。一个是现实,一个是理想;一个是必然,一个是自由 个是事实,一个是价值。所以魏晋玄学讨论的是普遍的哲学问题,西方人感觉到了,中国 人也感觉到了。可是在这普遍的哲学问题中间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不同的。康 德所讲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是指西方的历史。在当时的欧洲,拿破仑征服了欧洲,颁布了 拿破仑法典,这给康德等德国哲学家提供了一个理想。当时的德国有大小三百多个不统一的 邦国,通过武力的征服则违背了德国人生活的目的性。这是历史的合规律性和历史的合目的 性之间产生的矛盾。就魏晋来说,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权没了,三国鼎立,连年征战是事 实的必然。东汉非崩溃不可,因为它太腐败了。它的灭亡是合规律的结果,这恰恰是魏晋玄 学提出的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是从抽象的哲学出发,还是从具体的历史处境呢?这牵涉到 我们怎样搞哲学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理一与分殊。理一是普遍的道理,分殊是各时 代民族不同的具体的历史背景。是从理一到分殊,还是从分殊到理一呢?我从这个课的开始 就讲一个观念,就是全世界没有一个普遍的唯一的哲学,哲学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哲学都 是从具体的分殊开始的,正因为如此,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如果只讲普遍,从 普遍出发,那就会搞成教条主义。所以魏晋玄学讨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当 时的哲学家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特殊处境出发,而上升到自然和名教的关系,提出不同的 解答。加上“将无同”共有五种解答。哪一种是对的呢?每种解答都是偏见,性之所好。所 以说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的偏见。哲学是多元的。 我们进一步考虑魏晋玄学为什么那么繁荣。这要联系魏晋那个时期的整个社会历史环境来考 想。因为并不是任何时代环境都能产生出哲学的。哲学是在苦难时代产生出来的。我们经常 听说苦难出诗人,诗穷而后工。只有承受苦难,才能超越而重生灵感。“文章憎命达”,哲 学也是如此。魏晋时代是乱世、分裂的时代,当时有这样的话:“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许多玄学家都死于非命。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当时都发生了。到底怎样的社会秩序是合理的?第九讲 我们上次课讲到了魏晋玄学。在中国历史上，哲学的发展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 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第二个时期是魏晋时期，那是第二次的百家争鸣，第三次是宋明。如果 我们了解了这三次发展的哲学含义，我们就对中国哲学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我们上节课讲 了魏晋玄学的主题——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围绕着这个主题产生了好几种不同的解答。一个 是主张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它的代表是王弼的贵无论；一个是主张名教为本，自然为末， 它的代表是裴頠的崇有论；第三种是自然名教是一回事，它的代表是郭象的独化论；第四种 是只要自然，不要名教，这是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都有一套理论，都有一派 风格，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鲁迅先生当年花了很多时间校勘嵇康集，他的性格是现代的嵇康。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自然名教之辩这一哲学问题，仍然是人类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自然是理 想，名教是现实，那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如果名教是现实的，不能否认的东西，那它就 是必然的，可是人不能只是生活在必然中，还要求自由，这就构成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如果 说名教是社会组织，是个既存事实，我们也可以说是个名教社会，但是它是否符合我们的价 值呢？这就构成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都是古今中外都碰到的问题。这也就是历史的 悖论。康德在完成了三大批判后，又对历史理性进行了批判。他发现历史理性有一个内在矛 盾，叫做历史理性悖论。即历史的合规律性和历史的合目的性的矛盾。目的是指人类的价值 理想。这种矛盾就是自然名教的矛盾。一个是现实，一个是理想；一个是必然，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事实，一个是价值。所以魏晋玄学讨论的是普遍的哲学问题，西方人感觉到了，中国 人也感觉到了。可是在这普遍的哲学问题中间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不同的。康 德所讲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是指西方的历史。在当时的欧洲，拿破仑征服了欧洲，颁布了 拿破仑法典，这给康德等德国哲学家提供了一个理想。当时的德国有大小三百多个不统一的 邦国，通过武力的征服则违背了德国人生活的目的性。这是历史的合规律性和历史的合目的 性之间产生的矛盾。就魏晋来说，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权没了，三国鼎立，连年征战是事 实的必然。东汉非崩溃不可，因为它太腐败了。它的灭亡是合规律的结果，这恰恰是魏晋玄 学提出的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是从抽象的哲学出发，还是从具体的历史处境呢？这牵涉到 我们怎样搞哲学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理一与分殊。理一是普遍的道理，分殊是各时 代民族不同的具体的历史背景。是从理一到分殊，还是从分殊到理一呢？我从这个课的开始 就讲一个观念，就是全世界没有一个普遍的唯一的哲学，哲学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哲学都 是从具体的分殊开始的，正因为如此，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如果只讲普遍，从 普遍出发，那就会搞成教条主义。所以魏晋玄学讨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当 时的哲学家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特殊处境出发，而上升到自然和名教的关系，提出不同的 解答。加上“将无同”共有五种解答。哪一种是对的呢？每种解答都是偏见，性之所好。所 以说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的偏见。哲学是多元的。 我们进一步考虑魏晋玄学为什么那么繁荣。这要联系魏晋那个时期的整个社会历史环境来考 虑。因为并不是任何时代环境都能产生出哲学的。哲学是在苦难时代产生出来的。我们经常 听说苦难出诗人，诗穷而后工。只有承受苦难，才能超越而重生灵感。“文章憎命达”，哲 学也是如此。魏晋时代是乱世、分裂的时代，当时有这样的话：“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许多玄学家都死于非命。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当时都发生了。到底怎样的社会秩序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