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第一阶段。 规训书写的其它革新涉及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文件的积累和序列化以及比较领域的 建立。通过比较,进行分类、形成范疇、确定平均水准和规范。18世纪的医院尤其成为文 牍方法的大实验室。记录的保管、归纳整理及在巡诊时的流通,医生与行政人员例会上的比 较核对,数据的上报(向医院的中心机构或贫民院总署),一个医院、一个城镇甚至全国的 疾病、治疗和死亡情况的统计,这些都成为使医院纳入规训制度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在一个 良好的医疗“规训”(在这个词的双关意义上,即纪律和学科)所应具备的各种基本条件中, 应该包括书写程序。后者应使个人资料得以纳入各种累积系统,而不致遗失,应使个人纳入 总的记录中并且使每个人的检查数据都会影响总的计算。 由于检查伴有一套书写机制,检查就造成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可能性:首先是把个人当作 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这样做不是为了像博物学家对待生物那样把人简化为“种”的 特征,而是为了在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下,强调人的个人特征、个人发育、个人能力 其次是建构一个比较体系,从而能够度量总体现象,描述各种群体,确定累积情况的特点, 计算个人之间的差异及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布。 这些有关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的琐碎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但在当时关于个人的科学的认识“解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无疑会提出一个亚里士 多德式的问题:一种研究个人的科学能够合理而合法地成立吗?重大的问题或许需要有重大 的解决办法。然而,这里涉及的是一个较小的历史问题,即在接近18世纪末时一般可称为 “临床科学的事物的出现问题。这是有关个别描述、交叉检查、既往病历、“档案”如何进入 科学话语的一般运作的问题。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人们无疑必须给予一个不那么“高 雅”的回答:人们应该探究这些书写和登记的程序,人们应该探究检查的机制,探究规训机 制与一种新的支配肉体的权力的构成。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吗?这一点或许可以在 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档案中得到解答。对肉体、姿势和行为进行强制的现代方式就源出于 此 3.由各种文牍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这种个案同时既成为一 门知识的对象,又成为一种权力的支点。个案不再是决疑法或法理学中的那种确定一种行为 并能修改对某一准则的运用的一组证据。它就是那个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 有个性的人。而且,它也是那个必须加以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等等的个人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一每个人的日常个性—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 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 话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规训方法顺倒了这种关系,降低 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 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而且,这种新的描述是最鲜明的,因为规训结 构是很严格的。自18世纪起,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儿童、病人、疯人、囚徒都 愈益容易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 化,而是一种客观化和征服。如同国王的编年史或绿林好汉的传奇一样,精神病人或罪犯的 经过仔细核对的生平也属于具有某种政治功能的书写内容,但是所使用的权力技巧截然不 同 由于检查是同时从仪式上和“科学”上对个人差异的确定,是用每个人的特点来确定这 个人(与典礼不同,典礼是用具有各种标志的场面展示地位、门第、特权和职务),检查就 清晰地标示了一种新的权力运行方式的出现。在这种方式中,每个人都获得自己的个性并以 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他通过这种身份与表现他和使他成为“个案”的特征、计量、差距、 “标志”联系起来。的第一阶段。 规训书写的其它革新涉及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文件的积累和序列化以及比较领域的 建立。通过比较，进行分类、形成范畴、确定平均水准和规范。18 世纪的医院尤其成为文 牍方法的大实验室。记录的保管、归纳整理及在巡诊时的流通，医生与行政人员例会上的比 较核对，数据的上报（向医院的中心机构或贫民院总署），一个医院、一个城镇甚至全国的 疾病、治疗和死亡情况的统计，这些都成为使医院纳入规训制度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在一个 良好的医疗“规训”（在这个词的双关意义上，即纪律和学科）所应具备的各种基本条件中， 应该包括书写程序。后者应使个人资料得以纳入各种累积系统，而不致遗失，应使个人纳入 总的记录中并且使每个人的检查数据都会影响总的计算。 由于检查伴有一套书写机制，检查就造成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可能性：首先是把个人当作 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这样做不是为了像博物学家对待生物那样把人简化为“种”的 特征，而是为了在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下，强调人的个人特征、个人发育、个人能力； 其次是建构一个比较体系，从而能够度量总体现象，描述各种群体，确定累积情况的特点， 计算个人之间的差异及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布。 这些有关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的琐碎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但在当时关于个人的科学的认识“解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无疑会提出一个亚里士 多德式的问题：一种研究个人的科学能够合理而合法地成立吗？重大的问题或许需要有重大 的解决办法。然而，这里涉及的是一个较小的历史问题，即在接近 18 世纪末时一般可称为 “临床”科学的事物的出现问题。这是有关个别描述、交叉检查、既往病历、“档案”如何进入 科学话语的一般运作的问题。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人们无疑必须给予一个不那么“高 雅”的回答：人们应该探究这些书写和登记的程序，人们应该探究检查的机制，探究规训机 制与一种新的支配肉体的权力的构成。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吗？这一点或许可以在 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档案中得到解答。对肉体、姿势和行为进行强制的现代方式就源出于 此。 3．由各种文牍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这种个案同时既成为一 门知识的对象，又成为一种权力的支点。个案不再是决疑法或法理学中的那种确定一种行为 并能修改对某一准则的运用的一组证据。它就是那个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 有个性的人。而且，它也是那个必须加以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等等的个人。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 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 话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 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 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而且，这种新的描述是最鲜明的，因为规训结 构是很严格的。自 18 世纪起，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儿童、病人、疯人、囚徒都 愈益容易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 化，而是一种客观化和征服。如同国王的编年史或绿林好汉的传奇一样，精神病人或罪犯的 经过仔细核对的生平也属于具有某种政治功能的书写内容，但是所使用的权力技巧截然不 同。 由于检查是同时从仪式上和“科学”上对个人差异的确定，是用每个人的特点来确定这 个人（与典礼不同，典礼是用具有各种标志的场面展示地位、门第、特权和职务），检查就 清晰地标示了一种新的权力运行方式的出现。在这种方式中，每个人都获得自己的个性并以 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他通过这种身份与表现他和使他成为“个案”的特征、计量、差距、 “标志”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