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任何盲目的反苏思想与情感的残余,必须加以肃清与防止” 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将是否站在苏联阵营一边,称为“爱国与卖国的界限”,“革命与反革 命的界限”。29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不能想象中共中央还会作出与此背道而 驰的决定。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赋予形成时期的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的问题 是,“一边倒”作为外交政策的原则,是否包含着现实的考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 些现实考虑是什么? 从历史的脉络看,“一边倒”的确有一个从指导原则到现实展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内向性”逐步渗透近来。其实在1948年夏处理苏南冲突问题的过程中,中共党内便表现 出将对外关系问题“内向化”的强烈特色,即使对外关系问题转为国内政治斗争或党内工作 的需要服务。中共中央当时发布的有关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指示更象是一种表态,在中共 党内却将这种批判“联系实际”,彻底变成了反对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加强中央统 一领导的思想教育,与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反铁托斗争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30 促使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要与苏联结盟的关键性事件,是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 访问西柏坡。这次秘密访问对协调中共中央和苏联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力图与苏 联达成谅解的,绝大部分是中共的国内政策,其中包括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经济建设规划、 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国的政治统一问题,等等。3很难想象,如果苏联不支持中共中央 的主要的国内政策,毛泽东还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兴冲冲地宣布,中共“与苏联应该站在 条战线上,是盟友”。32 在解放军渡江前后,中共对外政策一度出现波动,其主要表现是在处理与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关系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灵活性。现有的资料表明,出现这种灵活性主要是由外部因 素造成的。首先是中共中央自1月起不断得到来自美国方面希望进行接触的信息。解放军渡 江前夕,中共中央从陈明枢将军处得知,美国方面一直在寻找与中共接触的途径,司徒雷登 甚至亲赴上海与陈铭枢会谈有关事宜。33其次是苏联方面表示,中共应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贸 易。斯大林在4月间甚至向毛泽东建议,为了防止美国在中国制造分裂,中共应提出以断绝 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条件,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34 中共中央的确进行了认真的尝试,一方面在内部“吹风”,另一方面指示黄华以南京军 管会代表的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甚至向后者发出了访问北京的邀请。35然而中共中央终于 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它于6月30日告诉中共南京市委:“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 幻想”。36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原则 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很可能是导致中共对美政策停止摆动的关键因素。就在中共中央开 始考虑更为灵活地处理对美关系的同时,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一次会谈中,已经系统地阐述 第四卷第1435页 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年7月1日:《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学 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年8月1日 29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30《中央给各野战兵团的指示》,1948年8月14日 31 Andrie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 Afairs, No. 2 1995.《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5378页。 3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8页 3《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第111页。 34 "Stalin Cable to Kovalev re Trade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 March 15, 1949; "Stalin Cable to mao re the Pricinples of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949, seen in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mers: Stalin, Mao and Korean War,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10. 35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版,上卷第 321页 36《中央给南京市委的电报》,1949年6月30日。5 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任何盲目的反苏思想与情感的残余，必须加以肃清与防止”。 28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将是否站在苏联阵营一边，称为“爱国与卖国的界限”，“革命与反革 命的界限”。29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不能想象中共中央还会作出与此背道而 驰的决定。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赋予形成时期的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的问题 是，“一边倒”作为外交政策的原则，是否包含着现实的考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 些现实考虑是什么？ 从历史的脉络看，“一边倒”的确有一个从指导原则到现实展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内向性”逐步渗透近来。其实在 1948 年夏处理苏南冲突问题的过程中，中共党内便表现 出将对外关系问题“内向化”的强烈特色，即使对外关系问题转为国内政治斗争或党内工作 的需要服务。中共中央当时发布的有关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指示更象是一种表态，在中共 党内却将这种批判“联系实际”，彻底变成了反对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加强中央统 一领导的思想教育，与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反铁托斗争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30 促使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要与苏联结盟的关键性事件，是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 访问西柏坡。这次秘密访问对协调中共中央和苏联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力图与苏 联达成谅解的，绝大部分是中共的国内政策，其中包括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经济建设规划、 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国的政治统一问题，等等。31很难想象，如果苏联不支持中共中央 的主要的国内政策，毛泽东还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兴冲冲地宣布，中共“与苏联应该站在一 条战线上，是盟友”。32 在解放军渡江前后，中共对外政策一度出现波动，其主要表现是在处理与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关系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灵活性。现有的资料表明，出现这种灵活性主要是由外部因 素造成的。首先是中共中央自 1 月起不断得到来自美国方面希望进行接触的信息。解放军渡 江前夕，中共中央从陈明枢将军处得知，美国方面一直在寻找与中共接触的途径，司徒雷登 甚至亲赴上海与陈铭枢会谈有关事宜。33其次是苏联方面表示，中共应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贸 易。斯大林在 4 月间甚至向毛泽东建议，为了防止美国在中国制造分裂，中共应提出以断绝 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条件，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34 中共中央的确进行了认真的尝试，一方面在内部“吹风”，另一方面指示黄华以南京军 管会代表的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甚至向后者发出了访问北京的邀请。35然而中共中央终于 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它于 6 月 30 日告诉中共南京市委：“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 幻想”。36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原则。 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很可能是导致中共对美政策停止摆动的关键因素。就在中共中央开 始考虑更为灵活地处理对美关系的同时，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一次会谈中，已经系统地阐述 第四卷第 1435 页。 2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 年 7 月 1 日；《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学 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 年 8 月 1 日。 29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 30 《中央给各野战兵团的指示》，1948 年 8 月 14 日。 31 Andrie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 Affairs, No.2, 1995.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75——378 页。 3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548 页。 33 《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第 111 页。 34 “Stalin Cable to Kovalev re Trade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 March 15, 1949; “ Stalin Cable to Mao re the Pricinples of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949; seen in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0. 35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1949 年 4 月 17 日， 《周恩来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1 版，上卷第 321 页。 36 《中央给南京市委的电报》，1949 年 6 月 30 日